星展集團前總裁高博德曾呼籲董事會建立真正的辯論文化。他提醒，如果董事會的討論只是流於形式，走走過場，公司最終會付出很大的代價。
這句話放在國家治理上，同樣值得我們探思。
如果新加坡能夠建立一種真正的全國性辯論文化，我們或許就不必30年後還糾結部長到底值多少錢」.
9月22日聯合早報刊登陳聰發的文章「百萬元的問題：一位部長到底值多少？」.
真理應該越辯越明。該辯而不辯，最後只剩下各說各話，不是高明，而是怠惰；不是從容，而是「粉飾太平」。
大是大非，沒有和稀泥空間。
1994年，建國總理提出部長薪金應該與市場掛鉤，立即引起譁然。
我卻感動不已。
因為一個真正有遠見的政治人物，敢於碰一個最敏感、也最現實的問題：
如果我們需要最優秀的人來治理國家，憑什麼假定他們不需要市場價值？
如今國會再談部長加薪，輿論又一次排山倒海。
仿佛只要部長加薪，就是貪婪；只要薪水高，就是脫離民眾；只要數字夠大，就應該受到道德審判。
可是奇怪的是，同一個社會，卻可以毫不猶豫地接受企業高管數百萬、數千萬的薪酬。
到了部長這裡，突然人人都變成了道德哲學家。
問題究竟出在哪裡？
我們究竟是在討論薪水，還是在逃避一個更難回答的問題？
部長值多少？
其實，這根本就是一個政治偽命題。
部長不是一件商品，沒有統一市價；政治人才也不是牛排，不能按公斤計算。
真正的問題應該是：
一個國家，願意花多大的代價，確保掌舵的人足夠優秀？
這才是重點。
五百年李光耀，千年毛澤東，共同點是亂世英雄。
亂世有一個好處，沒人敢假裝平庸也是能力。
危機來了，能力立刻見真章。
可是太平盛世不一樣。
國家穩定了，經濟繁榮了，制度運轉了，人就容易產生一種危險的幻覺：
反正國家已經這麼好了，換誰來都一樣。
真的一樣嗎？
歷史最殘酷的地方就在這裡。
很多國家不是死於貧窮，而是死於成功以後對成功的誤解。
盛世最大的敵人，往往不是外敵，而是自滿。
一個制度如果只能在危機中找到英雄，卻不能在太平年代持續吸引優秀人才，那麼所謂制度優勢，究竟有多牢固？
這才是第四代政府真正值得面對的問題。
不是今天部長加多少。
而是二十年、三十年以後，最優秀的那批人，還願不願意進政府？
如果一個年輕人擁有世界級能力，他可以去金融、科技、法律、跨國企業，可以在全球市場競爭。
然後我們告訴他：
「你來從政吧。責任很大，壓力很大，時間沒有，隱私沒有，犯一個錯誤全社會都可以罵你；至於薪酬嘛—你應該有一點公共精神。」
這聽起來很高尚。
也可能很天真。
公共服務需要理想，這一點沒有人否認。
但不要把「理想」變成壓低人才價格的漂亮包裝。
更不要一邊要求部長必須是社會最頂尖的人才，一邊又假裝人才沒有市場價格。
如果政治永遠不需要面對市場，那麼政治最後面對的，可能就是市場不願意來的結果。
當然，高薪絕不等於高能力。
高薪也絕不保證清廉。
更不意味著薪酬越高，部長就越優秀。
所以，薪酬制度必須同時接受公眾監督，必須有合理透明的計算方式，也必須回答績效、責任與問責的問題。
這些都應該辯。
而且應該狠狠地辯。
唯獨不應該做的，就是把「部長薪酬」變成一場廉價的道德表演。
因為罵一個數字很容易。
建立一個幾十年後依然能夠吸引頂尖人才的制度，卻難得多。
今天我們嫌部長貴。
明天如果真正優秀的人才不願意當部長，我們是不是又會嫌政府不夠好？
等到問題出現，再來問為什麼，通常已經太遲。
所以，「部長值多少？」從來不是最重要的問題。
最重要的問題是：
我們願意不願意為一個有競爭力的國家，建立一個有競爭力的政治人才制度？
如果願意，就不要害怕談錢。
如果不願意，就不要假裝我們是在認真談人才。
秀才遇到兵，有理說不清。
部長酬勞的問題，真正怕的也不是反對意見。
怕的是，連辯論都沒有，只剩下掌聲。
本文為無錫友協《友聲》專欄刊發。作者簡介： 翁德生，作者從商，時評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