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建築在現實中相距不過數百米，在節慶期間，它們的祈禱聲常常重疊。
有時候，一個節日的花車隊伍經過清真寺門前，另一邊的寺廟也正燃起香火。
信仰在這裡，成了一種並存的勇氣。
牆上還有「Happy Deepavali」的標語，很是應景。
除了這幅畫，還有一張照片，也很吸引我。說明牌上寫著：
「Photograph of Rabindranath Tagore’s visit to Singapore, 1929.」
說的是泰戈爾曾在1929年來過新加坡。照片中，白髮蒼蒼的泰戈爾坐在長桌前，身邊是衣著整齊的僑領與青年。那一年，他環遊亞洲，宣講「亞洲精神」，主張東方文明應以靈魂對話世界，而非被動模仿西方。
他相信教育與詩意能喚醒被殖民的心靈。
我站在照片前，想到《飛鳥集》中的一句話：
「世界以痛吻我，我卻報之以歌。」
也許正是這種精神，支撐著離散的僑民。他們在艱難中維持尊嚴，在異鄉建寺廟、辦學校、開商號，用生活回應詩歌。
九十多年後，那種精神被畫進了這面牆——從詩人的語言，變成了百姓的日常。
這陣子的小印度街上一到晚上會亮起上千盞燈，象徵光明戰勝黑暗。
我忽然意識到，文化館裡的這面牆本身也許就是一盞燈。
它照亮的不只是過去，而是當下——
讓我們看到，多元並不是口號，而是一種被日常反覆印證的生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