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多次聽人說，相較於第二代新移民，第一代新移民很難融入新加坡本地社會。這大概是個普遍現象，我身邊有不少從中國來的朋友，他們的經歷也似乎印證了這個說法，他們有的來新10多年了，可比較親近，來往頻繁的，還是中國人自己的小圈圈。是語言交流的問題嗎？顯然不是，我的這些朋友大多受過高等教育，有些甚至是曾在歐美深造，基本上都在本地跨國公司里擔任較高職位，語言對他們來說不是問題。那麼是什麼原因呢？
在我看來，一是工作環境問題。新加坡是很多跨國公司的亞太總部，公司里的人南來北往，形形色色，種族、文化差異很大，辦公室政治導致同事之間不可能走得太近。平日裡大家和和氣氣，彼此恭敬有加，下班後就是打道回府，即便有各種名目的公司聚會，但誰會傻到兩杯酒下肚就向同事或老闆傾吐內心秘密和個人真實感受？
二是時間問題。職場人每天朝九晚五，工作壓力超大，下班後可能還有因為時差關係錯開的各種電話會議，夜裡11點講手機是很平常的事。到了周末，孩子補習，家庭採購以及各種禮尚往來的應酬又是一個頭兩個大，這種情況下講融入，實在也是有些勉為其難。
我個人的體會是，難亦不難，關鍵是主動。就我個人而言，在剛來的第二年，我的朋友就開始以新加坡本地人居多了，這在很多新移民看來，有點不可思議。其實，這都是因為我主動參與了以本地人為主的一個活動——美術館華語導覽，這為我打開了一片新天地。
最初，是我的中國朋友陳波浪小姐介紹我參加新加坡美術館的華語導覽。當時華語導覽組的負責人是劉麒芳先生，劉先生是最後一屆南大畢業生，很重視維繫新加坡社會華語的存在。新加坡美術館曾經辦過一次法國藝術展，展覽內容只有英文，沒有華文翻譯和華語導覽，很多上年紀的美術愛好者看得很不盡興，於是投書報館展開討論，一名匿名人士直接捐款3000元，希望美術館用來組織和培訓華語導覽員。就這樣，一群熱衷華語導覽的新加坡人開始聚在一起，定期義務服務。
劉先生知道我對當代藝術比較熟悉，就熱情邀請我在美術館的玻璃大廳舉辦公開講座，讓更多人受益。先後兩次，有近兩百人參加，也讓我因此結識了更多本地朋友，其中一個是慧莉，一個是Catherine Peh。通過慧莉，我有幸結識了後來任亞洲文明博物館華語導覽員主席的郭紹愷先生，郭先生知道我曾在中國國內做過博物館和美術館的領導，便邀請我辦了一次公開講座，講中國在世界範圍內最有影響力的佛教造像——山東青州北魏北齊時期的石刻佛像。他日後甚至幫我介紹了一份工作，在一間佛教團體創建的藝廊當館長。而Catherin當時正在籌建中的新加坡國家美術館負責導覽員培訓和展覽內容翻譯的組織工作，她聽了我的講座後，邀我幫助她們翻譯藝術資料，直至我後來正式得到國家美術館館長陳維德簽發的合同，成為語言小組的一員。
就是這樣一次怯生生的初次相遇，通過一個不起眼的民間義務華語導覽組織，讓我一下子認識了上百個喜愛藝術、歷史和傳統文化的本地朋友。他們是那樣的熱情和真誠，很多活動都願意與我分享，比如一起去看話劇，去小印度看大寶森節的遊行慶典，去馬來西亞旅行，吃榴槤大餐，甚至邀請我參與他們的老同學聚會以及每個星期天早晨固定的武吉知馬山晨練等等。以此為契機，我不但找到了可以施展才華的機會，也贏得了在本地各行各業頗有聲望的諸多前輩的支持和關心，從一開始的失落苦悶到周圍都是朋友，天地一下子開闊了，人也變得開心爽朗多了。
古語云，預若取之，必先予之，當你敞開心扉，主動坦誠地加入到本地的社群中，你還會擔心不能融入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