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经多次听人说，相较于第二代新移民，第一代新移民很难融入新加坡本地社会。这大概是个普遍现象，我身边有不少从中国来的朋友，他们的经历也似乎印证了这个说法，他们有的来新10多年了，可比较亲近，来往频繁的，还是中国人自己的小圈圈。是语言交流的问题吗？显然不是，我的这些朋友大多受过高等教育，有些甚至是曾在欧美深造，基本上都在本地跨国公司里担任较高职位，语言对他们来说不是问题。那么是什么原因呢？
在我看来，一是工作环境问题。新加坡是很多跨国公司的亚太总部，公司里的人南来北往，形形色色，种族、文化差异很大，办公室政治导致同事之间不可能走得太近。平日里大家和和气气，彼此恭敬有加，下班后就是打道回府，即便有各种名目的公司聚会，但谁会傻到两杯酒下肚就向同事或老板倾吐内心秘密和个人真实感受？
二是时间问题。职场人每天朝九晚五，工作压力超大，下班后可能还有因为时差关系错开的各种电话会议，夜里11点讲手机是很平常的事。到了周末，孩子补习，家庭采购以及各种礼尚往来的应酬又是一个头两个大，这种情况下讲融入，实在也是有些勉为其难。
我个人的体会是，难亦不难，关键是主动。就我个人而言，在刚来的第二年，我的朋友就开始以新加坡本地人居多了，这在很多新移民看来，有点不可思议。其实，这都是因为我主动参与了以本地人为主的一个活动——美术馆华语导览，这为我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最初，是我的中国朋友陈波浪小姐介绍我参加新加坡美术馆的华语导览。当时华语导览组的负责人是刘麒芳先生，刘先生是最后一届南大毕业生，很重视维系新加坡社会华语的存在。新加坡美术馆曾经办过一次法国艺术展，展览内容只有英文，没有华文翻译和华语导览，很多上年纪的美术爱好者看得很不尽兴，于是投书报馆展开讨论，一名匿名人士直接捐款3000元，希望美术馆用来组织和培训华语导览员。就这样，一群热衷华语导览的新加坡人开始聚在一起，定期义务服务。
刘先生知道我对当代艺术比较熟悉，就热情邀请我在美术馆的玻璃大厅举办公开讲座，让更多人受益。先后两次，有近两百人参加，也让我因此结识了更多本地朋友，其中一个是慧莉，一个是Catherine Peh。通过慧莉，我有幸结识了后来任亚洲文明博物馆华语导览员主席的郭绍恺先生，郭先生知道我曾在中国国内做过博物馆和美术馆的领导，便邀请我办了一次公开讲座，讲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最有影响力的佛教造像——山东青州北魏北齐时期的石刻佛像。他日后甚至帮我介绍了一份工作，在一间佛教团体创建的艺廊当馆长。而Catherin当时正在筹建中的新加坡国家美术馆负责导览员培训和展览内容翻译的组织工作，她听了我的讲座后，邀我帮助她们翻译艺术资料，直至我后来正式得到国家美术馆馆长陈维德签发的合同，成为语言小组的一员。
就是这样一次怯生生的初次相遇，通过一个不起眼的民间义务华语导览组织，让我一下子认识了上百个喜爱艺术、历史和传统文化的本地朋友。他们是那样的热情和真诚，很多活动都愿意与我分享，比如一起去看话剧，去小印度看大宝森节的游行庆典，去马来西亚旅行，吃榴梿大餐，甚至邀请我参与他们的老同学聚会以及每个星期天早晨固定的武吉知马山晨练等等。以此为契机，我不但找到了可以施展才华的机会，也赢得了在本地各行各业颇有声望的诸多前辈的支持和关心，从一开始的失落苦闷到周围都是朋友，天地一下子开阔了，人也变得开心爽朗多了。
古语云，预若取之，必先予之，当你敞开心扉，主动坦诚地加入到本地的社群中，你还会担心不能融入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