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國務資政李顯龍出席種族和諧行動論壇，回答了現場觀眾和主持人的提問。
主持人：好的，我們接下來請出兩個問題。請大家繼續提問。
Hon Soo：你好，李資政，我是來自南洋理工大學的Hon Soo。我想問，如何改善我們社會的結構，無論是物理上的，例如住宅的分布、不同社區的安置，特別是新加坡人和外籍工人之間的隔離，外籍工人住在宿舍，而外籍人士也有自己的生活區。我們可以如何改善這些結構，使它們更有利於社區間的交融和凝聚？此外，還有哪些社會結構仍在強化這些分隔，我們又該如何緩解這些社會結構？
主持人：你能舉一個你認為的社會結構的例子嗎？
Hon Soo：社會結構，可能指的是某種俱樂部或興趣小組吧？因為我通常看到這些小組裡大多是新加坡人，而不是移民工人、家務工或建築工人。我確實看到過一兩個，但我希望能看到更多他們參與這些小組。
主持人：謝謝，我們再來一個問題。
Jerome: 下午好，我是來自SAJC的Jerome。李資政，您提到過與宗教領袖和其他政治領袖對話。您是否認為新加坡在國際層面上發聲討論這些種族問題有很大意義，考慮到我們國家的規模較小？我想聽聽您對此的個人看法。謝謝。
李資政：第一個問題，關於新加坡人與外籍工人之間的社會結構。我認為外籍工人宿舍是針對特定問題的具體解決方案。這個問題涉及建築工人和加工工人，他們中許多人來自南亞，一些來自中國，還有一些來自東南亞，這些人群非常龐大。建築工人有35萬人，船廠和加工行業還有大約8萬人，總計大約40萬人。為他們組織一個設施齊全、舒適、安全的宿舍，是一個實際的解決方案。這種安排能讓他們在宿舍里生活，同時方便他們上下班的物流和交通。如果沒有這些宿舍，將這40萬人分散到我們的H組屋社區中，社會影響會非常大，我們可能會面臨很多問題。
與他們的互動——是的，我們有社區活動。他們會外出，去所有的娛樂場所、正常的購物和飲食場所。在這些地方，你可以與他們互動，但總體上，他們是一個相對獨立的群體，在我們的社會中工作，而且一般運行得還不錯。他們並不真的打算長期融入，因為這是一個流動性很大的群體。他們來這裡工作，合同期滿後，可能六年，也可能十年，他們期望回到自己的國家。另一些人則是融入了社會。許多人居住在組屋社區，他們租房間，有時租整套公寓，還有一些人住在私人地產中。在組屋中，我們對外籍人士的比例設有限制，以儘量避免形成過於密集的社區，但在私人地產中，這種控制較為困難。私人地產中有時會有一定的集中，我們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以便讓他們與社會其他部分進行更多的互動。
在我們舉辦社區活動時，有與他們互動的機會。外國工作許可證持有者和外國工人有時會參與這些活動，參與人數可能並不少。我經常在安美哥或德義的活動中看到他們，我們歡迎他們的參與。但與此同時，我們希望這些活動能夠保持為新加坡活動的性質。如果大量外國工人參與一個新加坡活動，可能會覺得平衡有些不對。因此，我們需要在實踐中逐步推進這方面的工作。
關於是否可以在國際上發聲的問題，我認為我們必須非常小心。我們解決的是新加坡的問題。新加坡有三百五十萬公民，總人口接近六百萬。到目前為止，我們的做法還算不錯，但這僅僅適用於新加坡的背景。其他國家的情況完全不同，規模更大，歷史更複雜。我們的解決方案不一定適用於他們。
實際上，前兩周我在吉隆坡做了一次演講。我告訴我的聽眾，我們之間的關係總是會很敏感，它們非常重要，我們是朋友。然而，我們的關係總是敏感的，因為我們都是多種族社會。我們都慶祝作為多種族社會的身份，但我們的歷史非常不同，我們管理多種族社會的政策也大相逕庭。在新加坡，我們追求的是多種族主義、平等和精英政治（meritocracy）。而在馬來西亞，他們有土著政策（bumiputra policy），這完全不同。因此，我們必須小心處理，以免相互衝突。假如我去馬來西亞說，這是我在新加坡如何處理多種族主義的做法，並鼓勵你們也這樣做，我認為我們可能會面臨大問題，我們的友誼也會受到影響。
我們必須理解世界的複雜性。我們為自己感到自豪，如果有人問我們如何做到這一點，我會告訴他們，但我不會去教他們。我沒有這樣的立場，也沒有被要求這樣做，因此我們應該理解這一點。
主持人：但我們是其他國家可以效仿的一個好例子。
李資政：我們確實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如果其他國家看到新加坡人找到了有效的方法，他們也願意嘗試找到解決辦法，那麼我很高興我們為世界帶來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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