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翰·嘎佛
伯翰·嘎佛（Burhan Gafoor）是新一代外交官的代表。他1988年從新加坡國立大學畢業後進入新加坡外交部。此後他還獲得過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的公共管理碩士和法國行政學院的碩士。
他於1990年至1994年作為一等秘書常駐紐約聯合國代表團，此後回國在本部工作並於1999年出任外交部歐洲和北美司司長。2002年至2004年，他擔任吳作棟總理的新聞秘書。2004年至2007年，他出任駐世界貿易組織和常駐日內瓦聯合國代表團的代表。在任期間，他成功遊說世界智慧財產權組織改變原有決定，將其外交會議由日內瓦改到新加坡2006年3月主辦。
他還作為會議主席成功主持歷時三周的會議，通過了一部關於商標法的國際條約。鑒於東道主新加坡對最後一輪談判的貢獻，大會一致同意將其命名為《商標法新加坡條約》。伯翰·嘎佛在總結這場活動時說，他感覺就好像是作為一個大廚製作出了當時唯一一個冠名為「新加坡」的國際條約。
中文賊溜的現任新加坡駐華大使
羅家良
羅家良（Stanley Loh）生於1971年，現任新加坡駐華大使。他1995年畢業於新加坡國立大學，獲得經濟學學士學位。2004年獲得史丹福大學的管理學碩士學位。
羅家良1995年加入新加坡外交部。1997年至2000年，就任新加坡駐馬來西亞高專署一等秘書，隨後晉升為參贊。2000年，出任新加坡駐美國大使館副館長。在此期間，擔任新加坡與美國自由貿易協定談判的新方發言人。2004年，他被任命為吳作棟總理（後改任國務資政）的新聞秘書。2005年，兼任外交部中東司司長。2007年7月至2011年4月，羅家良就任新加坡駐台北商務辦事處代表。之後，羅家良擔任新加坡外交部副常任秘書（國際）。
羅家良大使中文流暢，在中國十分活躍，是新一代新加坡外交官的傑出代表。
本文原為《新加坡經驗和新中發展》中《第三節 新加坡外交官的選拔和任用》，八方文化授權新加坡眼轉載。
[簡體版]
作者：張承剛 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公使
編者按：張承剛先生畢業於朝鮮金日成綜合大學，長期從事外交工作，現任中國駐朝鮮大使館公使。他榮獲過朝鮮友誼獎章，並曾赴加拿大里賈納大學訪學。張承剛先生2013年成為連瀛洲紀念獎學金的訪問學者，擬定新加坡外交官選拔和培養為課題，三次來新加坡進行研究考察，拜訪外交部、外交學院、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研究學院以及許通美、陳成財、張文喜、A Selverajah等外交官，了解情況，收集資料，並在此基礎上寫成了本研究報告。
取自文章《新加坡外交官是怎樣煉成的》
連瀛洲紀念獎學金是新加坡和中國兩國精英的高端交流平台，每年選拔的獎學金得主——連氏學者都是來自政界、商界、金融界、教育界、媒體行業等各重要領域的實踐和決策領袖。
除了上述的外交官，還有一些未被列入書中但為人熟知的新加坡外交官。我們也在此列舉一二。
敢於批評李光耀大國外交方式的外交官
馬凱碩
馬凱碩1948年生在印度貧窮家庭，是新加坡外交官和學者，他曾是新加坡駐聯合國代表、聯合國安理會主席，目前任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
在他13歲時，父親就進了監獄，他度過了一段混亂而缺乏教養的少年時光。而他有位好母親，讓他改邪歸正，並獲得了新加坡學生的最高榮譽總統獎學金，隨後在國立大學深造。
他強調新加坡在外交風格上，「小國的行為就該像小國「，他表示：「「如今，我們是處於後李光耀時代。或許已無法再有一位如李先生那樣受到舉世敬重的政治家。基此，我們在行為上應該有重大的調整。我們首先該做的是什麼？就是得小心斟酌。在評論涉及大國的事務時尤應非常克制。」他講究「當大國在激烈爭吵時，就不是我們講原則的最佳時期「。
他還是一位成功的作家，出版書籍《亞洲人會思考嗎？》，他使用華麗純熟的語言表現出在過去500年亞洲的衰落，而今後500年亞洲人會做出比西方人更卓越的貢獻。他還利用他對美國的深入了解，撰寫書籍《走出純真年代 – 重建美國與世界的信任》，提醒美國在在21世紀應改變與世界的關係。
重視人脈廣交朋友的外交官
陳燮榮
陳燮榮畢業於墨爾本大學並取得弗羅里達理工學院的碩士學位。1989年在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深造後，他取得國際公共政治碩士。1990年7月，他被調到新加坡外交部。在1990到1994年間，他任新加坡駐泰國大使。1996年8月至1997年間，又任新加坡駐德國大使。1998年2月起，他出任新加坡駐華大使長達14年，直至2012年調任新加坡駐日本大使。
他非常重視大使善與人交往的能力，並表示：「沒有朋友，沒有一個好的人際網絡，就沒法有效做事。身為大使，我的工作是協助制定政策，並重點擬定推行這些政策的實地策略。這項工作很考腦力，也可以很有趣。」所以他享受交朋友的過程，同時也將當大使時所需要的繁瑣思考視為一件樂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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