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又找機會向國務院領導同志彙報。我必須直接向李鵬總理當面彙報。那時李鵬同志生病住在301醫院，醫院婉拒一切會客。於是我請總理秘書姜雲寶同志接通了李鵬總理夫人朱琳同志的電話。經朱琳同志做了工作，醫生勉強同意會見8分鐘。實際上，李鵬同志和我談了半個多小時，詳細了解了有關情況，明確表態：「你們已經做了許多前期工作，和新加坡方面已經談得很深了，我支持工業園區放在蘇州，爭取合作成功。」當時李嵐清副總理分管外經貿工作，我在北京國際飯店向他和吳儀同志彙報蘇州工業園區項目。李嵐清和吳儀同志都認為這是個好項目，表示支持。有國務院總理、分管外經貿工作的副總理和對外經貿合作部部長表態支持，我心裡踏實多了。
在我多次赴京向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和國家有關部委彙報項目、爭取支持的同時，我們和新方就合作共建中的許多具體問題多次進行磋商。1993年國慶節前，新加坡駐華大使鄭東發先生向我提議：為了合作共建蘇州工業園區，新方領導人已兩次來中國了，就像一對年輕人談戀愛應當你來我往，希望中方也派一個政府高級代表團訪問新加坡，加速項目洽談進程，為雙方中央政府最高領導人正式會談並簽訂兩國合作協議做好準備。
我覺得新方提議言之有理，很快就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常務副總理朱鎔基同志彙報，建議國務院派一位領導同志率政府高級代表團出訪新加坡。朱鎔基同志表態說：「好！我贊成。你先去請人吧！哪位同意去，我來批准。」我就去向國務院有關領導彙報請示，請他們能帶團出訪。請了幾位，都因種種原因一時定不下來。我把請人的情況向朱鎔基同志作了彙報，他說：「實在沒有人去，那就你帶團去吧！」
當時，我是江蘇省委書記兼省長。我對朱鎔基同志說：「我是個地方官，要代表中方去，最好國務院對外有個說法，這樣對新方好交代。」他說：「好！對外就說，陳煥友同志受國務院委託，代表中方和新方會談工業園區項目並草簽協議。」我又提出：「我當代表團團長可以，是否可以請國務院特區辦主任胡平同志擔任代表團的高級顧問，並請他牽頭組織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同志組成專家組，和我們江蘇省政府代表團一同去。」朱鎔基同志說：「胡平同志當顧問當然可以，具體事情你們商量吧！」接著，我省和國家有關部委抓緊組團，準備出訪新加坡。
10月中旬，中方代表團即將出發，又出現一個新情況：這時黨中央決定出版《鄧小平文選》第三卷，在中央黨校舉辦省、部級主要領導同志學習《鄧選》第三期學習班。於是我們趕緊去找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黨校校長鬍錦濤同志，向他彙報我受國務院委託要帶團到新加坡談判蘇州工業園區項目，胡平同志擔任代表團高級顧問，請他批准我們請假。胡錦濤同志非常體諒我們的困難，說：「中央規定正部級幹部都要參加學習班，任何人沒有特殊情況不得請假，你作為特例可以批准請假，胡平同志還是先參加學習，稍後一點再去新加坡參加簽字儀式。」
四赴新談判 忽生意外
1993年10月18日，我受國務院的委託，率領中方代表團前往新加坡商談蘇州工業園區項目。代表團由三部分人組成：一部分是江蘇省政府領導和有關部門的負責同志，一部分是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趙雲棟同志牽頭的由國家有關部委副部長或司局長組成的國務院專家組，還有一部分是蘇州市委書記和市長等組成的工作小組。我們此行的主要任務是，在李光耀資政向我國政府提出合作建設蘇州工業園區意向、我們與新方多次商談交換意見的基礎上，就借鑑新加坡經驗和商務等方面的原則問題進行談判，為不久兩國中央政府在北京正式簽約做好前期準備。
談判是草簽協議的第一個程序，也是最艱難的前期工作。幾天後，正當談判進入關鍵時刻，在省里主持工作的省委副書記孫家正同志給我打來緊急電話：金陵石化南京煉油廠儲油罐發生特大火災，煉油廠附近還有化肥廠、烷基苯廠和其它化工企業，撲滅大火萬分緊急。
我接到這個電話，一下子陷入左右為難的境地。我當時身為省委書記兼省長，省里出了這麼大的事情，不回去怎麼行呢？可談判正處於緊張階段，團長一走，談判如何繼續？特別是由國務院有關部門組成的專家組，是好不容易才請到一起來的，要是再次把他們請回來可是難上加難了。兩件大事膠著在一起，我心急如焚。考慮再三，我坦誠地跟李光耀資政商量：我暫時回國幾天，大火一滅立即趕回來。李光耀資政對此表示理解。我又跟北京來的同志們講明情況，也得到了他們的理解和支持。於是我帶了秘書劉方同志匆匆趕到新加坡樟宜機場，準備回國。
那天真不湊巧，從新加坡飛往香港的航班沒有機票，我們購買了到廣州的機票，可飛機臨時發生故障，不能按時起飛。我在候機廳等了五六個小時，踱步沉思，焦急萬分，最後決定直接給李鵬總理打電話，把中方與新加坡方面談判的工作進展和南京煉油廠突然發生大火的情況向李鵬總理作了彙報，請示他如何處置。
李鵬同志略加思考後說：「這樣吧，你暫時不要回來，既然談了這麼長時間，而且經過多方努力又有了很大進展，你作為團長，突然走了，也不好辦。我馬上了解一下火災情況，並立即派國務院秘書長羅干同志趕到南京去。」
聽了李鵬總理的指示，我雖然人暫時留下了，但心一直牽掛著南京。羅干同志到南京親臨現場指揮，省委、省政府和南京市委、市政府許多領導同志日夜操勞，廣大消防官兵、解放軍和武警指戰員、公安幹警以及金陵石化公司與煉油廠幹部職工奮勇拼搏，大火很快就撲滅了。羅干同志立即給我打電話說：「煥友同志，南京煉油廠的大火撲滅了，你安心在新加坡談判，簽了字再回來吧！」我在電話中一再向他表示感謝，繼續率領代表團與新加坡方面進行談判。
五注重「軟體」 創新模式
實地考察新加坡的經濟和公共管理，為未來蘇州工業園區結合中國國情、借鑑新加坡成功經驗，作出可行性分析與結論，是我受國務院委託率團訪新的主要工作之一。
為此，國務院派出了專家組，成員分別來自特區辦和國家計委、外經貿部、財政部、建設部、勞動部、公安部、稅務總局、土管局、法制局等九個主管部門，省、市代表團成員也有很高的專業水平。代表團在訪新期間，分頭考察新加坡的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新加坡方面也在李光耀資政的親自安排下，做了精心的準備。李光耀資政專門指示：採用開放的辦法，積極配合考察，中國代表團要看什麼就讓客人看什麼，每到一處都由主要官員介紹情況。
大膽吸收和借鑑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鑑當今世界各國包括資本主義已開發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化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式，是黨的十四大的重要精神。借鑑新加坡經驗，是鄧小平同志親自倡導的。在中新雙方為合作開發工業園區的接觸和醞釀中，如何通過工業園區的開發，結合中國國情、借鑑新加坡的成功經驗，始終是我們洽談研究的一個重要內容。作為對鄧小平同志倡導借鑑新加坡經驗的積極回應，新加坡方面也通過外交信函，以李光耀資政的名義，向我國國務院提出了《關於與中國分享管理軟體的建議》。
我率團對新加坡「軟體」進行了多日考察，分別走訪了新加坡的35個政府部門和法定機構，獲得了大量第一手資料，進一步加深了對「新加坡軟體」和鄧小平同志指示的認識和理解，我們代表團一致對蘇州工業園區借鑑新加坡經驗的可行性得出了肯定的結論。
幾個月以後，江蘇省政府根據這次考察的成果，對新加坡「軟體」進行了分析歸納，大致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個層次，主要體現在城市發展的近期和遠期規劃、土地的開發利用、基礎設施和生活服務設施的建設和管理、環境的治理和保護、信息的收集處理和應用、投資的宣傳、網絡組織、營銷方式、鼓勵措施等，屬於一般經濟管理的範疇，是建設一個國際化現代化的蘇州工業園區所必需的，是完全可以引進的。第二個層次，主要是新加坡裕廊工業鎮調控市場的經驗，以及促使企業在經濟活動中有序競爭、相互合作、和諧統一的做法，屬於經濟體制改革範疇，引進也是可行的。第三個層次，主要指立法、司法、執法和廉政肅貪，以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經驗和做法，可以部分吸收其符合中國國情的成分。
10月26日，我和新加坡貿工部長丹納巴南，簽署了新加坡政府機構向江蘇省蘇州市提供經濟和公共管理「軟體」的備忘錄。蘇州市長章新勝同志與新方吉寶財團主席沈基文先生，簽署了蘇州工業園區商務協議書。
蘇州工業園區建設前的手繪規劃圖
蘇州工業園區實景圖，與當年規劃高度吻合
六調整區劃 著眼長遠
中新雙方合作都有誠意，同時因涉及到各自的利益，加上文化背景不同、社會環境存在差異，談判桌上的爭論不可避免。
談判中首先遇到合作項目的名稱問題。新加坡有一個開發區叫「裕廊工業鎮」，辦得很成功，新方想和我們合作的就是裕廊工業鎮的模式，因此他們開始也想叫「蘇州工業鎮」。我們中方認為，「鎮」在中國是行政單位，中外合作建設一個行政單位不妥，容易造成誤解。
當時確有一些流言蜚語在極少數群眾中傳播，說蘇州要成為新加坡的殖民地了。這個話後來傳到李光耀資政那裡，他說：「我一個小國，哪有資格在你們中國建殖民地呢？」於是我們雙方協商，不叫「鎮」，叫「園區」，這樣就是一個經濟地域的概念了，雙方一致同意該項目定名為「蘇州工業園區」（英文名為Suzhou Industry Park，簡稱SIP）。
談判中對工業園區的具體位置很快形成了共識，因為雙方專家事先作了反覆調研論證。我和李光耀資政分別聽取了各自專家們的意見，並分別進行過實地察看，一致同意按國務院批准的蘇州城市總體規劃要求，結合當時的實際情況，把工業園區放在蘇州城東金雞湖周邊地區。後來，我們省、市領導同志將蘇州城市總體規劃概括為「東園（工業園）西區（新區）、古城居中」，就是這麼來的。
談判中還遇到工業園區的開發範圍問題。這直接關係到新方的投資信心和園區的長遠發展。一開始，我們和新方商量，將工業園區的規劃面積定為70平方公里。但有關方面只同意8平方公里。我們怕影響新方的投資信心，經商定並明確：按70平方公里做規劃布局，前期先搞8平方公里，中新兩國正式簽訂的合作協議里稱之為「首期開發8平方公里」。
協議中的「70平方公里」，牽涉到蘇州郊區和吳縣的5個鄉鎮，溝溝坎坎，邊邊角角，很不好規劃。如果控制不好，縣（區）鄉（鎮）在蘇州工業園區70平方公里周圍各自搞一些低水平重複建設的項目群，不利於長遠發展。我從新加坡回國後反覆考慮，經省委集體研究決定，把這5個鄉鎮的200多平方公里一次性劃歸工業園區，統一規劃管理。這並不意味著工業園區馬上要動用這麼多的土地，而是歸工業園區集中管理、統一規劃、滾動開發。
這個決策在今天看來比較合理，但在當時從決策到實施都費了很多的心血，主要是大家要統一思想，服從工業園區長遠規劃的大局。1993年11月，經過省長辦公會議研究，省委幾位副書記也一致同意，將蘇州郊區和吳縣的5個鄉鎮劃歸蘇州工業園區統一管理，由省政府辦公廳下發一個電報給蘇州市政府，先把原則定下來，再逐級做工作。
1994年春，我帶領省里20多位廳局級以上領導幹部去蘇州現場辦公。其中有省級領導許仲林、俞興德和梁保華同志。我在蘇州召開的領導幹部會議上強調：「我代表省委、省政府作出這個決定，是從省、市、縣發展的長遠利益出發的。」蘇州市的領導同志顧全大局，表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我們終於把園區開發範圍這個「老大難」問題解決了。現在看來，那時候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稍有含糊，對以後工業園區的長遠發展將是十分不利的。
市裡認識統一了，那吳縣（當時已改名為吳縣市）領導班子會不會有不同意見呢？於是會議一結束，我就和幾位省級負責同志一起趕到吳縣。由於時間緊張，我們來不及到吳縣東山賓館去，就約吳縣市委書記和市長在太湖旅遊度假區會面。一見面，我就開門見山地說：「為了建設蘇州工業園區的長遠需要，省委、省政府決定，把蘇州郊區的婁葑鄉（鎮）和吳縣市的斜塘鎮、跨塘鎮、唯亭鎮、勝浦鎮共5個鄉鎮成建制劃歸工業園區統一規劃和管理，你們有什麼意見？」他們兩位態度非常好，一致表示：「堅決服從省委、省政府的決定。」回到南京，我們就用省政府文件把區劃調整的決定正式印發下去。
實踐證明，行政區劃的及時調整，有效地避免了園區發展過程中分散、重複、低水平開發的現象，為蘇州工業園區的長遠發展奠定了基礎，確保工業園區持續、健康、高速度、高水平地發展，最終成為蘇州的現代化新城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