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巨星隕落,星城迴響
2025年10月18日,享譽世界的物理學家、首位華人諾貝爾獎得主楊振寧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3歲。
當全球為這位科學巨擘的離去而扼腕時,許多人或許未曾留意,他與新加坡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深厚淵源。
從冠名南洋理工大學的精英獎學金,到倡議設立「陳嘉庚青少年發明獎」,楊振寧為新加坡留下的,遠不止是華人科學家的榮耀光環。他的遠見與慷慨,早已化為滋養本地科研與教育的沃土,深刻影響了一代又一代的學子與學者。
楊振寧的科學豐碑
不只是一位諾貝爾獎得主
提及楊振寧,世人首先想到的是1957年的諾貝爾物理學獎。他與李政道合作提出的「弱相互作用中宇稱不守恆」理論,顛覆了物理學界的基本認知,為粒子物理學開闢了全新疆域。然而,這僅僅是他輝煌學術生涯的開端。
1954年,他與米爾斯共同提出的「楊-米爾斯規範場論」,更是被公認為20世紀後半葉最重要的物理學成就之一,它構成了現代粒子物理標準模型的理論基礎,其重要性甚至被認為超越了諾獎成果。

這些里程碑式的貢獻,不僅為他贏得了與愛因斯坦、狄拉克等物理學巨匠比肩的地位,也讓他成為全球華人科學界的精神圖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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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說:「我一生最重要的貢獻是幫助改變了中國人自己覺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這份自信與自豪,激勵了無數華人投身科學事業。
「借出我的名字」
一份改變新加坡科研格局的慷慨
對於新加坡而言,楊振寧的意義遠不止於一位令人敬仰的科學偶像。他以一種極為務實和慷慨的方式,直接參與並推動了本地高等教育與科研事業的發展。其中,南洋理工大學的「楊振寧精英計劃」(C. N. Yang Scholarship Programme)便是最閃亮的例證。

助力南大轉型
時間回到2006年,當時的南洋理工大學(NTU)正處於從一所頂尖工程學院向綜合性研究型大學轉型的關鍵時期,其理學院剛剛成立一年。時任南大高等研究所所長的潘國駒教授向楊振寧發出了邀請。
楊振寧不僅欣然應允,更慷慨地同意大學以他的名字設立一項針對科技、工程與數學(STEM)領域頂尖本科生的獎學金。
「楊教授非常慷慨地借出他的名字,支持我們轉型的努力,」該計劃主任張奕棟教授在接受採訪時回憶道。
這份「冠名」的意義非凡。它不僅極大地提升了南大新興理科專業的聲望和吸引力,也為吸引最優秀的本地及國際學生奠定了堅實基礎。該計劃自2006學年啟動以來,每年招收約60名優秀學子,為他們提供了接觸世界級研究的寶貴機會。

超越冠名的遠見
楊振寧對南大的支持並非僅限於「借名」。在計劃設立後的幾年裡,他幾乎每年都會到訪新加坡,親自為學生們舉辦《對稱性與物理學》、《我的人生》等講座,分享他的治學經驗與人生智慧,激勵年輕一代。他的言傳身教,為這項精英計劃注入了靈魂。
為了銘記他的貢獻,南大於2007年將高等研究所的一間辦公室命名為「楊振寧室」,並於2008年授予他名譽科學博士學位。正如張奕棟教授所言:「南大將永遠感激楊振寧所做出的貢獻。」這份貢獻,是幫助一所大學完成歷史性跨越的戰略性支持,其影響深遠至今。
播撒創新火種
從「陳嘉庚獎」到世界級出版社
楊振寧對新加坡的影響力,輻射範圍遠超一所大學。他像一位遠見卓識的播種者,在新加坡的創新土壤中播下了希望的種子,並致力於幫助亞洲的學術聲音被世界聽見。
鼓勵批判性思考的「發明獎」
早在1986年,楊振寧就在新加坡倡議並推動設立了「陳嘉庚青少年發明獎」。他的初衷非常明確:鼓勵年輕人打破應試教育的束縛,勇於批判性思考和大膽創新。

陳嘉庚基金會在悼念聲明中指出,楊振寧希望年輕人「不被考試壓力所束縛」。這一理念在當時乃至今天,對新加坡的教育界都具有深刻的啟示意義。
近四十年來,這個獎項已經惠及無數青年學子,成為新加坡青少年科技創新領域的一項標杆性賽事。
它不僅點燃了許多學生對科學的興趣,更重要的是傳遞了一種價值觀:真正的學習和創造,源於好奇心和獨立的思考能力,而非僅僅追求分數。這份精神遺產,其價值難以估量。
推動亞洲聲音走向世界
楊振寧的另一項鮮為人知的貢獻,是推動了世界科技出版社(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的成立。這家總部位於新加坡的出版社,如今已是全球領先的學術出版機構之一。

其創辦人正是前文提到的潘國駒教授。潘教授曾在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師從楊振寧進行博士後研究,正是在楊振寧的鼓勵和推動下,他才下定決心創辦這家出版社,旨在為亞洲乃至全球的科學家提供一個高質量的學術交流平台。
這一舉動,極大地提升了新加坡在全球學術出版領域的地位,也讓更多來自亞洲的科研成果得以走向世界。
跨越半世紀的情緣
一位文化使者的足跡
楊振寧與新加坡的緣分,最早可以追溯到1967年,當時他首次訪問南洋大學物理系進行學術交流。從1971年起,他更兩次擔任南洋大學物理系的校外考官,並擔任過一次新加坡大學的考官。這段早期的交往,為他日後深度參與新加坡的科教事業埋下了伏筆。

改革開放後,楊振寧成為連接東西方學術界的「文化使者」,而新加坡正是他這座橋樑上的重要一站。他曾多次到訪新加坡,參加學術會議,舉辦公開講座,場場爆滿。他不僅帶來了最前沿的物理學思想,也分享了他對東西方文化交融的深刻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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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動情地說:「我為自己的中國血統和背景而感到驕傲,同樣,我為能致力於作為人類文明一部分、源於西方的現代科學而感到自豪。」這份貫穿一生的文化認同,使他在新加坡這個東西方文化交匯的十字路口,顯得格外親切並富有感召力。
楊振寧留給新加坡的,不僅是早期學術交流的緣分,更有三大深遠啟示:在追求短期回報的時代,他證明基礎科學投入是顛覆性創新的根基;在教育改革路上,他倡導的創新與批判思維提供了方向;在全球化挑戰中,他的跨文化橋樑角色給出了示範。
這些啟示,與他 1967 年起和新加坡的交集相互印證,也讓他的到訪與分享更具感召力。
楊振寧先生與世長辭,但他留給新加坡的遺產是豐富而立體的。它不只是一項精英獎學金的冠名權,或是一個青少年發明獎的緣起,更是一種精神的傳承和未來的啟示。
先生已入星河,但他播下的種子,已在新加坡生根發芽。他的科學精神與教育遠見,將如同永不熄滅的明燈,持續照亮後來者的前行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