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統計描述還進一步說明了什麼問題呢？首先，對於分析對象6個主要宗教信眾樣本來說，他們比較認同的價值觀非常接近，基本上都包括仁慈和安全，但這可能不完全是由其宗教背景所導致的。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對仁慈和安全兩項價值觀的測量分別是「做有利於社會的事情/關心和幫助周圍的人」以及「注重安全的環境，避免任何危險」。就安全價值觀的描述來說，這可能意味著這是任何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安全需要；而就仁慈價值觀而言，現代社會要求其成員成為一個對所屬社會有所裨益的人。所以這兩項價值觀可能不僅僅反映各種宗教信仰的影響，而更可能是反映了對現代人的規範要求。其次，佛教和道教共有的另一項最認同價值觀是服從，這或許同其信眾以華人為主有聯繫，而對於華人的行為和心態的解釋，可能只用宗教信仰還不夠，儒家學說的影響可能更重要，而且在許多人眼裡，儒家學說已然是具有教化作用的准宗教了[28]。伊斯蘭教一項最認同的價值觀是傳統，該項價值觀還排在第一位，這說明沒有哪個宗教的信眾像伊斯蘭教徒一樣對宗教習俗如此看重了。對印度教和天主教信徒來說，他們都認同的價值觀還有自我導向，而在世界價值觀調查中，自我導向被描述為「具有新思想和創造力，按自己方式行事」，這一點同其他宗教非常不同。最後，從最不認同的價值觀來看，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幾乎是所有宗教信眾選擇的前三位，但是對於道教信眾來說，他們除了權力和刺激之外，排在最不認同價值觀第三位的是自我導向，這一選擇可能同新加坡官方對道教的認定有關，這裡的道教除了傳統意義上的道教教派之外，還包括其他中華民間信仰，特別是源於廣東、福建和海南等地的民間信仰[29]，而這些信仰可能以一種更具約束性的規範形式作用於這些華人移民的後代。
除了從不同宗教信仰角度來分析其最認同和最不認同的價值觀之外，表13還可以從價值觀角度來分析最認同和最不認同該項價值觀的宗教信仰，如此分析的結果同第一個角度的分析雖沒有太大差異，但是可以讓我們看到不同宗教信仰在各價值觀上的細微差異。以自我導向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權力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伊斯蘭教信徒。以安全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沒有特別突出的宗教信仰。以享樂主義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其他基督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印度教信徒。以仁慈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佛教信徒。以成就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刺激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服從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天主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以普遍主義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印度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佛教信徒。以傳統價值觀來看，最認同它的是伊斯蘭教信徒，最不認同它的則是道教信徒。在此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雖然我們在上面的表述中使用了「最不認同」的說法，但這並不表示某些宗教信仰毫不認同這些價值觀，而是表示他們在某項價值觀上的得分存在相對差異而已，而「最認同」的說法也是同樣的情況。
結語：宗教信仰與價值觀擴散
（一）研究總結
通過對新加坡種族和宗教人口結構、種族和宗教群體的價值觀分析，我們對相關問題有了基本認識。宗教往往和種族緊密相連，宗教作為社會文化的重要特徵之一，能夠反映特定社會的種族形態和結構，新加坡也不例外。新加坡作為一個以華人為主的多種族移民國家，其宗教信仰形態也受到其種族結構的影響。特別值得注意的是，華人為主，馬來人、印度人（及巴基斯坦人）和其他種族為輔的人口種族結構持續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這也意味著各種族特有的宗教信仰也共存了相當長的時間，但是這種共存又是和諧的，其中的緣由需要我們從新加坡官方的宗教政策中尋找，也需要從價值觀的角度加以分析。通過分析世界價值觀調查數據，我們發現新加坡各種族之間幾乎都認同安全和服從這兩項價值觀，而都不認同享樂主義價值觀，種族和價值觀之間確實存在一定關聯。種族的影響只是表面的，應該還有更深層次的因素在影響不同種族的價值觀，而宗教信仰則是最主要的。因此我們又分析了不同宗教信眾的價值觀，發現他們之間有共同點又存在差異。安全和仁慈是每個宗教信眾都會認同和持有的價值觀，但是諸如服從、傳統和自我導向等價值觀又分別體現了佛教和道教、伊斯蘭教、印度教和天主教的細微差異。除此之外，新加坡幾乎所有的宗教信眾都不認同刺激、權力和享樂主義價值觀，這一點其實也可以看作是這些宗教信眾在價值觀方面的另一種共同點。
（二）東南亞華人宗教信仰與價值觀擴散
新加坡不同種族混居、不同宗教信仰共存的局面是歷史現實造就的，同時也是新加坡歷屆政府有意為之的結果，而這恰好為不同宗教信仰的價值觀的趨同提供了可能性。這裡所說的價值觀趨同並不是指主要宗教的教義所透出的價值觀的趨於一致，而是特指像新加坡這樣的國家或者說是一個城市社會的不同宗教信眾的價值觀趨於一致，這種趨於一致的價值觀既來自相關的宗教信仰，也來自政府的引導和強力約束。
華人在新加坡人口中超過73%，這種人口優勢也會體現在宗教信仰的傳播方面。早期來自中國廣東、福建和海南等沿海地區的移民們，在來到新加坡的同時，也將他們故鄉的各種宗教和信仰帶到了這片土地上，他們通過舉行宗教信仰儀式等活動給其他種族的人們展示了中華文化的形態，更重要的是，他們日常的言行舉止就體現了中華文化的風貌。隨著歷史變遷，今日的新加坡華人已經不能完全等同於中國人，這當然不是指國籍身份意義上的，而是指文化形態意義上的，正如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開幕式上所說，新加坡的華人「已經在特定的社會環境中發展出自身的文化身份，具有本身的獨特面貌」[30]。李顯龍所說的獨特面貌也表現在新加坡華人的宗教信仰方面，因為這些宗教信仰也已經不能等同於今日中國的宗教信仰，而是在原有基礎上有了新的發展，這種發展是在擴散自身和吸收外來的基礎上生成的。
特別重要的是，這種價值觀擴散基礎上的趨同離不開政府的引導和管束，為了社會安定與和諧所採取的國家管理舉措，不僅僅是治理理性的需要，它所反映的其實是一種更加深邃的人類智慧。新加坡政府發表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提倡「國家至上，社會優先；家庭為根，社會為本；關懷扶持，同舟共濟；求同存異，協商共識；種族和諧，宗教寬容」。這本身就反映了種族和諧與宗教和諧政策的背後有著深厚的價值觀基礎，而且這種基礎源於東方智慧，源於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中「和」的價值觀，可以看作是《共同價值觀白皮書》的靈魂。新加坡這種基於中華文化精髓所作出的治國之策，其本身就是價值觀的力量體現，可以說它是作為中華文化最主要的代表者即新加坡華人在宗教信仰上最集中和最廣泛的價值觀展示和擴散，並進而影響到新加坡其他種族和宗教群體。而當說到華人的宗教信仰時，需要注意，我們所說的不僅僅包括佛教、道教和其他民間信仰，還有更加重要的儒家學說，因為後者已經成為中華文化的基因，對浸淫其中的人發揮著教化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