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森林与住房，真的只能二选一吗？
Maju Forest修订方案带来的，不只是面积变化，更是一堂协作规划课
土地有限、住房需求持续存在、自然空间又无法轻易复制——在新加坡，森林与发展之间的讨论常被简化成一道二选一题。
2026年10月28日，建屋发展局（HDB）公布Maju Forest与Gillman Barracks修订住房方案。
经环境研究与公众反馈后，两处项目合计减少约1,200套住房，并额外保留6公顷现有绿地。
这是否意味着自然团体“赢了”，住房供应“输了”？
NUS景观建筑副教授Yun Hye Hwang认为，这种胜负叙事恰恰会强化我们需要摆脱的零和思维。
真正重要的问题，不只是最终少建多少房、保留多少树，而是未来能否更早把生态知识、社区经验和替代方案带入规划，让发展与保护不必等到最后阶段才正面对撞。
01｜修订后的方案，具体改变了什么？
修订方案预计未来十年在两处提供约11,000套住房。
Maju Forest：约4,000套公共住房，比初步方案少约400套
Gillman Barracks：约7,000套住房，其中约5,500套为公共住房，比初步方案少约800套
Maju Forest保留绿地由约8公顷增加至10公顷，占23公顷场地约45%，高于原方案约35%。更大的连续绿地将设于场地南部，以加强场地内部及Clementi Nature Corridor沿线的生态连接。
Gillman Barracks保留绿地则由约8公顷增加至12公顷，相当于现有20公顷绿地的约60%，高于原方案约40%。调整后的范围将扩大山丘周边森林缓冲，并加强通往Southern Ridges、Berlayar Creek和Labrador Nature Reserve的连接。
住房数量减少与绿地增加是清楚可见的结果，但Hwang副教授提醒，这些数字并没有消除所有取舍，也不能自动保证长期生态成效。
02｜从“反对开发”到“共同寻找替代方案”
在7月公布初步方案后，HDB收到约9,500份公众意见，其中Maju Forest约7,200份、Gillman Barracks约2,300份；当局也与约1,000名利益相关者交流，包括居民、自然团体、青年、学者及建成环境专业人士。
反馈并不只停留在“不要清林”。
围绕Maju Forest，参与者讨论了栖息地连接、不同的开发边界，以及是否可以使用其他已开发或闲置用地。
围绕Gillman Barracks，讨论还涉及军事遗产、文化身份和社区价值。这些价值未必能完整呈现在传统土地和环境评估表格中，却会影响人们如何理解一个地方。
HDB表示，一些建议被纳入修订方案；无法采纳的方案，也说明了住房时序、土地可用性与其他用途等限制。
有意义的公众参与，不是简单计算赞成与反对，
而是让不同知识帮助提出、检验并改进可行方案。
03｜“听取意见”与“共同塑造方案”仍有差别
计划根据公众反馈作出调整，是积极信号；但它不一定等于协作规划。
参与Maju Forest和Gillman Barracks讨论的居民在联合声明中认可新增绿地和更强的生态连接，却强调这并不代表他们赞同修订方案。他们也对未能在方案正式公布前先审阅修改选项表示失望。
这揭示了两个层次的差别：
征求反馈：规划者提出方案，公众表达意见，机构再决定是否调整
协作规划：利益相关者在方案尚未定型时，一起确定重点、比较选项并参与构建情景
协作不意味着政府必须接受每项反对，也不意味着声音最大的一方自动决定结果。
回应公众，应当把意见与环境证据、住房需要和更广泛的公共利益公开比较，并清楚说明为什么某些建议被采用、另一些无法实施。
每个场地的生态价值、交通条件、住房时序和社区背景都不同，因此本次修订也不能被理解为“只要反对，就必然减少开发”的固定公式。
04｜为什么公众参与应该更早发生？
当住宅数量、道路布局和开发范围已经高度确定后，能够调整的空间往往有限。此时公众参与容易被感受为“对既定方案发表意见”，而不是共同寻找可能性。
Hwang副教授建议，对具有明确生态意义的场地，应在规划更早阶段开展协作，让相关各方：
● 共同识别不可轻易失去的生态与社区价值
● 提出并比较不同开发边界和住房密度
● 检视附近棕地、闲置用地与现有建成区加密的可能
● 提前讨论道路、排水、绿地和野生动物移动之间的关系
● 看见不同选择的代价，而不是只维护单一目标
参与程度也应与场地的重要性和规划背景相称。并非每个普通开发项目都需要同样规模的讨论，但生态敏感、文化意义突出或不可逆损失较大的场地，理应接受更深入的审视。
05｜保留森林面积重要，保留下来的形状同样重要
生态保护不能只看总面积。
同样10公顷的绿地，如果被道路和建筑切成多个孤立小块，与一片连续并连接周边自然区域的森林，生态价值可能完全不同。
野生动物需要安全移动路线，植物群落也依赖适当的边缘、湿度和光照条件。狭窄或受强烈干扰的绿带，不一定能承担完整生态廊道功能。
Maju Forest属于Clementi Nature Corridor的一部分，周边还存在通往Clementi Forest、Bukit Batok及Bukit Panjang森林斑块的潜在连接。
修订方案提出更宽的自然通道，有助于维持栖息地连续性。但Hwang副教授认为，新住宅区本身的景观设计，尤其是北部区域，也需要获得同等关注。
生态连接不是地图上一条绿色线，
而是动物能否移动、植物能否延续、边缘能否长期保持功能。
06｜城市绿化不能替代次生森林，但可以承担更多生态功能
当次生森林被清除后，新住宅区通常会建设大量管理型绿地。
草坪、花坛和整齐排列的行道树无法完整替代自然再生森林。森林拥有更复杂的垂直结构、土壤系统、微气候和物种关系，形成这些条件需要时间。
但这不代表住宅区绿化只能承担美化作用。
每一平方米社区绿地、每一段道路种植，都可能通过更具栖息地意识的设计，为生物多样性和动物移动提供支持。
具体做法可能包括：
采用乔木、灌木与地被组成的多层次种植
优先使用适合本地生态的植物
保护森林边缘，减少强光、噪声和人类活动干扰
设置对鸟类、蝴蝶及其他动物更友好的道路和设施
让小块绿地与更大自然区域形成连续网络
这些设计仍要与道路、安全、排水、住宅设施和长期维护要求协调。真正有效的生态景观，不只在建成时看起来“很绿”，也必须在多年管理后继续发挥作用。
07｜这次修订能否成为更好规划的先例？
修订方案并没有消除住房与保护之间的艰难选择，也不能单凭多保留几公顷绿地，就断言生态目标一定实现。
接下来的详细设计、施工管理和长期维护，将决定保留地是否真正连通，新社区绿化是否具备栖息地价值，以及环境缓解措施能否持续落实。
但这次过程仍提供了一个机会：让生态研究和社区知识更系统地进入后续规划，也让未来类似项目更早比较不同选项。
规划过程与最终结果同样重要。即使无法让所有参与者满意，有意义的沟通仍能帮助社会：
● 发现原方案未充分考虑的替代路径
● 说明哪些取舍无法避免，以及证据是什么
● 把社区对地方的经验转化为设计信息
● 建立对艰难规划决定更共同、更具体的理解
因此，最值得延续的经验并不是“公众反对可以让开发缩小”，而是协作、循证和可调整的规划，能否成为新加坡塑造未来城市景观时更稳定的常态。
住房与自然之间没有毫无代价的答案，
但更早看见彼此的需要，能够创造比二选一更好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