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US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 URBAN PLANNING
森林與住房，真的只能二選一嗎？
Maju Forest修訂方案帶來的，不只是面積變化，更是一堂協作規劃課
土地有限、住房需求持續存在、自然空間又無法輕易複製——在新加坡，森林與發展之間的討論常被簡化成一道二選一題。
2026年10月28日，建屋發展局（HDB）公布Maju Forest與Gillman Barracks修訂住房方案。
經環境研究與公眾反饋後，兩處項目合計減少約1,200套住房，並額外保留6公頃現有綠地。
這是否意味著自然團體「贏了」，住房供應「輸了」？
NUS景觀建築副教授Yun Hye Hwang認為，這種勝負敘事恰恰會強化我們需要擺脫的零和思維。
真正重要的問題，不只是最終少建多少房、保留多少樹，而是未來能否更早把生態知識、社區經驗和替代方案帶入規劃，讓發展與保護不必等到最後階段才正面對撞。
01｜修訂後的方案，具體改變了什麼？
修訂方案預計未來十年在兩處提供約11,000套住房。
Maju Forest：約4,000套公共住房，比初步方案少約400套
Gillman Barracks：約7,000套住房，其中約5,500套為公共住房，比初步方案少約800套
Maju Forest保留綠地由約8公頃增加至10公頃，占23公頃場地約45%，高於原方案約35%。更大的連續綠地將設於場地南部，以加強場地內部及Clementi Nature Corridor沿線的生態連接。
Gillman Barracks保留綠地則由約8公頃增加至12公頃，相當於現有20公頃綠地的約60%，高於原方案約40%。調整後的範圍將擴大山丘周邊森林緩衝，並加強通往Southern Ridges、Berlayar Creek和Labrador Nature Reserve的連接。
住房數量減少與綠地增加是清楚可見的結果，但Hwang副教授提醒，這些數字並沒有消除所有取捨，也不能自動保證長期生態成效。
02｜從「反對開發」到「共同尋找替代方案」
在7月公布初步方案後，HDB收到約9,500份公眾意見，其中Maju Forest約7,200份、Gillman Barracks約2,300份；當局也與約1,000名利益相關者交流，包括居民、自然團體、青年、學者及建成環境專業人士。
反饋並不只停留在「不要清林」。
圍繞Maju Forest，參與者討論了棲息地連接、不同的開發邊界，以及是否可以使用其他已開發或閒置用地。
圍繞Gillman Barracks，討論還涉及軍事遺產、文化身份和社區價值。這些價值未必能完整呈現在傳統土地和環境評估表格中，卻會影響人們如何理解一個地方。
HDB表示，一些建議被納入修訂方案；無法採納的方案，也說明了住房時序、土地可用性與其他用途等限制。
有意義的公眾參與，不是簡單計算贊成與反對，
而是讓不同知識幫助提出、檢驗並改進可行方案。
03｜「聽取意見」與「共同塑造方案」仍有差別
計劃根據公眾反饋作出調整，是積極信號；但它不一定等於協作規劃。
參與Maju Forest和Gillman Barracks討論的居民在聯合聲明中認可新增綠地和更強的生態連接，卻強調這並不代表他們贊同修訂方案。他們也對未能在方案正式公布前先審閱修改選項表示失望。
這揭示了兩個層次的差別：
徵求反饋：規劃者提出方案，公眾表達意見，機構再決定是否調整
協作規劃：利益相關者在方案尚未定型時，一起確定重點、比較選項並參與構建情景
協作不意味著政府必須接受每項反對，也不意味著聲音最大的一方自動決定結果。
回應公眾，應當把意見與環境證據、住房需要和更廣泛的公共利益公開比較，並清楚說明為什麼某些建議被採用、另一些無法實施。
每個場地的生態價值、交通條件、住房時序和社區背景都不同，因此本次修訂也不能被理解為「只要反對，就必然減少開發」的固定公式。
04｜為什麼公眾參與應該更早發生？
當住宅數量、道路布局和開發範圍已經高度確定後，能夠調整的空間往往有限。此時公眾參與容易被感受為「對既定方案發表意見」，而不是共同尋找可能性。
Hwang副教授建議，對具有明確生態意義的場地，應在規劃更早階段開展協作，讓相關各方：
● 共同識別不可輕易失去的生態與社區價值
● 提出並比較不同開發邊界和住房密度
● 檢視附近棕地、閒置用地與現有建成區加密的可能
● 提前討論道路、排水、綠地和野生動物移動之間的關係
● 看見不同選擇的代價，而不是只維護單一目標
參與程度也應與場地的重要性和規劃背景相稱。並非每個普通開發項目都需要同樣規模的討論，但生態敏感、文化意義突出或不可逆損失較大的場地，理應接受更深入的審視。
05｜保留森林面積重要，保留下來的形狀同樣重要
生態保護不能只看總面積。
同樣10公頃的綠地，如果被道路和建築切成多個孤立小塊，與一片連續並連接周邊自然區域的森林，生態價值可能完全不同。
野生動物需要安全移動路線，植物群落也依賴適當的邊緣、濕度和光照條件。狹窄或受強烈干擾的綠帶，不一定能承擔完整生態廊道功能。
Maju Forest屬於Clementi Nature Corridor的一部分，周邊還存在通往Clementi Forest、Bukit Batok及Bukit Panjang森林斑塊的潛在連接。
修訂方案提出更寬的自然通道，有助於維持棲息地連續性。但Hwang副教授認為，新住宅區本身的景觀設計，尤其是北部區域，也需要獲得同等關注。
生態連接不是地圖上一條綠色線，
而是動物能否移動、植物能否延續、邊緣能否長期保持功能。
06｜城市綠化不能替代次生森林，但可以承擔更多生態功能
當次生森林被清除後，新住宅區通常會建設大量管理型綠地。
草坪、花壇和整齊排列的行道樹無法完整替代自然再生森林。森林擁有更複雜的垂直結構、土壤系統、微氣候和物種關係，形成這些條件需要時間。
但這不代表住宅區綠化只能承擔美化作用。
每一平方米社區綠地、每一段道路種植，都可能通過更具棲息地意識的設計，為生物多樣性和動物移動提供支持。
具體做法可能包括：
採用喬木、灌木與地被組成的多層次種植
優先使用適合本地生態的植物
保護森林邊緣，減少強光、噪聲和人類活動干擾
設置對鳥類、蝴蝶及其他動物更友好的道路和設施
讓小塊綠地與更大自然區域形成連續網絡
這些設計仍要與道路、安全、排水、住宅設施和長期維護要求協調。真正有效的生態景觀，不只在建成時看起來「很綠」，也必須在多年管理後繼續發揮作用。
07｜這次修訂能否成為更好規劃的先例？
修訂方案並沒有消除住房與保護之間的艱難選擇，也不能單憑多保留幾公頃綠地，就斷言生態目標一定實現。
接下來的詳細設計、施工管理和長期維護，將決定保留地是否真正連通，新社區綠化是否具備棲息地價值，以及環境緩解措施能否持續落實。
但這次過程仍提供了一個機會：讓生態研究和社區知識更系統地進入後續規劃，也讓未來類似項目更早比較不同選項。
規划過程與最終結果同樣重要。即使無法讓所有參與者滿意，有意義的溝通仍能幫助社會：
● 發現原方案未充分考慮的替代路徑
● 說明哪些取捨無法避免，以及證據是什麼
● 把社區對地方的經驗轉化為設計信息
● 建立對艱難規劃決定更共同、更具體的理解
因此，最值得延續的經驗並不是「公眾反對可以讓開發縮小」，而是協作、循證和可調整的規劃，能否成為新加坡塑造未來城市景觀時更穩定的常態。
住房與自然之間沒有毫無代價的答案，
但更早看見彼此的需要，能夠創造比二選一更好的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