妝藝又稱Chingay，源自閩南方言「妝閣」，意為服飾與裝扮的藝術。19世紀，中國移民把賽神習俗帶到南洋：扮演戲曲人物的孩童在人們抬著遊行的台閣上，隨著鑼鼓聲巡遊街巷。那是妝藝最初的模樣，虔誠而熱烈。
百餘年過去，妝藝在新加坡、馬來西亞的柔佛和檳城各自生根發芽，有的現代多元，有的堅守民俗色彩。形式雖異，卻都承載一方水土的技藝。如今，新馬正攜手申遺，讓這有歷史韻味的街頭盛典走向更廣闊的世界舞台。
新加坡文史研究者洪毅瀚收集的一張舊明信片，顯示新加坡20世紀初期的一場妝閣游神活動，孩童扮演傳統戲曲人物在台閣上表演。（洪毅瀚提供）
百年歷史
夜幕降臨，絢麗燈光與喧天鑼鼓閃亮了街道，遊行隊伍在萬眾簇擁下徐徐展開，帶來一場視覺饗宴。新加坡妝藝大遊行、柔佛新山古廟游神、檳城大旗鼓遊行，三地街頭盛典有著不同華文名稱，但英文都稱作Chingay，也就是閩南語「妝閣」的音譯。
追根溯源，三地活動的最初形式，都源於早期華人過番客帶到東南亞的傳統民間習俗——游神賽會。這些富有地方色彩的活動通常由各方言群承辦，以酬神祈福並展現社群力量。孩童會扮演傳統戲曲人物，站在多人協力抬舉的台閣上，隨隊伍遊行展示。
妝藝雖同出一源，卻在不同歷史、社會與政策下，演化出各具特色的文化面貌。
對33歲的黃宇哲來說，童年對妝藝大遊行的初印象，是一輛輛駛入組屋區的絢麗花車，街坊夾道圍觀，喝彩不斷的熱鬧場面，也是一家人共存的溫馨回憶。數十年後，他親自參與妝藝的籌備，才真正體會到，這是一場凝聚無數人多月心血、合力搭建的人民慶典。
「過去我總覺得，新加坡好像沒有屬於自己的風格，不像日本韓國那樣，這是我覺得很可惜的一點。後來慢慢發現，不同種族元素相互融合，其實那就是新加坡獨特的聲音。」
——黃宇哲 2026年妝藝大遊行音樂總監 33歲
新加坡早在19世紀中就有華人廟宇游神活動，20世紀初華社領袖認為應把資源放在興學辦校，游神活動因而逐步式微。直到1972年，新加坡全面禁放爆竹，在時任總理李光耀倡議下，人民協會隔年大年初二在惹蘭勿剎首辦妝藝大遊行，延續農曆新年的熱鬧氛圍。首屆表演聚焦舞龍舞獅、武術、方言街頭戲劇等華人傳統項目，歷時超過四小時，反響熱烈。
此後，妝藝跟隨新加坡發展的步伐，建立起獨有的特色。1976年起馬來族、印族及其他種族加入遊行，使妝藝逐步擺脫單一華族色彩，進入多元的社區空間。1987年，隨著新加坡著力打造國際樞紐地位，妝藝請來外國團隊表演，也讓當年無法負擔出國的民眾開闊視野，有機會用不同的方式認識世界。
2010年，妝藝遷至更寬廣的F1維修大樓登場，此後定期在這裡舉行。每年妝藝都設主題，從構思、製作、彩排到正式演出，共籌備18個月。
花車作為新加坡妝藝的核心元素，展現跨領域藝術融合的成果，2026年慶典的五輛社區花車更是動員5000名居民創作。這些花車除了在慶典亮相，自1997年起也循例駛入組屋區。
社區齊心動員，讓男女老少、不同種族的新加坡人都能以不同角色參與其中，把慶典真正帶到人民面前。彩排時也邀請學生到場觀摩，成為國民教育的一部分，自小灌輸團結意識。
黃宇哲2025年8月迎來小女兒的誕生，以「願」為題的2026年妝藝主題曲，是他寫給女兒的一封信，也蘊含了妝藝代代相傳的願景。「創作的過程中我在想，女兒想要在怎樣的新加坡長大？應該是個多元包容的社會。她還不會爬，之後會慢慢成長，希望她能在經歷不同事物時，永遠勇敢面對、充滿希望。」
小時候看游神，吳俧勤不過是跟著人群湊熱鬧，知道是街頭盛事，卻從未深入了解。12年前，他在朋友引薦下加入護轎組，此後到交通組和香爐組歷練，在前輩指點下才逐漸摸清門道。
今年為了這場民俗盛典，吳俧勤（38歲）特意向公司請假三天。3月的天氣炎熱偶陣雨，但不少年輕人跟他一樣，籌備時樂在其中，「興啊！發啊！」呼喊聲此起彼伏。
「我們新山人常說，過完農曆正月二十一的游神，才算過完年，祈求平安順遂。」
——吳俧勤 新山福建會館福利組主任 38歲
坐落在新山市中心的柔佛古廟有超過150年的歷史，據信由當時的港主、義興公司領袖陳旭年發起建立，供奉著潮州、福建、客家、廣肇和海南五幫神明。關於柔佛游神的起源眾說紛紜：有者認為，新山早期種植甘蜜和胡椒，游神不是慶神誕，而是慶豐收；另一說法是源自潮州地區農曆正月中至二月初的「營大老爺」民俗。
游神活動由新山中華公會主辦，節目流程橫跨農曆正月十八至二十二日，高潮是最後第二日的眾神夜遊環節。當晚，全程八公里路線禁止車輛通行，近兩公里的遊行隊伍以各籍貫神轎為主，伴隨舞獅舞龍、大頭娃娃、花車巡遊、踩高蹺等展現文化創意。超過30萬人夾道觀賞，其中不乏其他種族和慕名而來的遊客。
相比新加坡和檳城，新山古廟游神至今仍保留鮮明的華族信仰特徵，也依舊發揮著凝聚五幫的作用。神轎上一尊尊莊嚴的神像是活動主角。吳俧勤說，請神、綁轎、抬轎等都有講究，例如須以主神元天上帝為尊、女性不能碰轎子等。「這些都得學，老師傅會看著，一代代延續傳統儀式。」
古廟游神歷經多個發展階段。1991年，古廟山門因道路擴建在無預警下遭拆除，引發華社反彈，也激起保衛文化遺產的強烈意識。此後年久失修的古廟修復工程加緊展開，游神規模也逐年擴大，當地華人更是將古廟和游神活動作為華族身份認同的象徵。
2012年，古廟游神獲列為馬來西亞非物質文化遺產。柔佛蘇丹依布拉欣2016年還親臨慶典會場，此後即使無法抽空出席也會派代表見證，表達對這項華族文化的尊重與認可。
頭頂大旗騰挪翻轉，完成一個個高難度動作；看著旗手揮灑汗水、技驚四座，是許智宇（30歲）年少時的憧憬。15年前不顧父母勸阻毅然加入隊伍，轉眼間他已成為扛大旗的生力軍。
「白天大家都各有工作，下班後每周練習三四天。加入後見到隊友訓練到頭破血流、牙齒斷裂，難免心驚膽戰。不過，我是男子漢，怕什麼？這是一份需要紀律、勇氣和團隊精神的技藝，是檳城人的驕傲。」
——許智宇 年輕旗手 30歲
與許智宇年齡相仿的旗手並不多，1960至90年代是這門技藝的鼎盛期，後來大旗鼓因表演機會少而沒落，甚至一度青黃不接。幸得檳州政府近年來積極推動，打造更多舞台，旗隊內部也開始系統化教學，才真正重振旗鼓，吸引近20名新生加入，煥發生機。
許智宇說，耍大旗講究紮實的基本功，須要跟旗「做朋友」，也得與隊友練默契。
這門他深愛和專研的技藝，可以追溯至2000多年前的歷史。《周禮》等典籍已明確記載旗與鼓在祭祀中引導神靈的作用，19世紀華人移民到南洋一帶後，這一傳統隨之傳入檳城。1905年，大旗鼓表演首次在寶福社大伯公請火遊行中登場，此後從族群宗教符號，演變為檳城多元文化的象徵。
這項華族色彩濃厚的活動，見證了檳城多元社會的跌宕起伏。1957年大旗鼓遊行因謠言引發種族衝突被迫中斷，沉寂多年直至1966年社會氛圍穩定後，才重啟並延續至今。
每年12月舉辦的同樂會大旗鼓龍獅大遊行，已蛻變成檳城跨越種族的一大文化盛事，並在2012年列為馬來西亞非物質文化遺產。它的宗教色彩早已褪去，不變的是耍大旗絕技；演變的，是不斷擴大的表演形式和受眾群體。
2025年12月，檳城10多個大旗鼓隊走上喬治市四公里街頭表演，與龍獅、單車輪、高蹺、馬來武術、印度舞蹈約30組人同台亮相，詮釋多元共生的城市精神。（檳城旅遊及創意經濟行政議員辦公室提供）
無論是金虹貫頂、梯雲貫日、一指擎天，每一個招式，都是旗手在年復一年的揮灑汗水與受傷中，秉著傳承與毅力練出來的。那面迎風招展的大旗，承載的不只是技藝，更是一座城市不願失去的記憶與光輝。
新馬有著共同的文化紐帶，兩國聯合申遺已成為近年常見的模式。2025年3月27日，新馬攜手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名，把妝藝列入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名錄，結果最快於2026年底公布。
三地妝藝發展至今，不僅形式不同，也各自發揮著不同的社會作用。新加坡妝藝是打造多元文化社會的一部分，重點在於創造各族文化展示的平台，目標是凝聚國人共同參與和體驗，並且鞏固新加坡文化精神；柔佛古廟游神則展現當地華社的群體協作與社群整合，展現宗教儀式的神聖感與方言群體的凝聚力；檳城更著重於娛樂與表演性質，凸顯個人技藝傳承，以競技和觀賞性為核心。
既然三地妝藝從形式到本質上都已截然不同，為什麼還有聯合申遺的必要？
馬來西亞南方大學學院全球華人與文化學系助理教授兼系主任莫家浩受訪時說，妝藝從最初在中國地區的鄉村繞境儀式，演變成新馬獨有的城市街頭遊行活動，齊聚社會不同階層和身份的群眾，成為一種文化大熔爐。雖然三地妝藝形式和受眾不同，但有著共同的普世價值，聯合申遺是自然的選擇，也符合聯合國倡導的跨界合作精神。
人協藝術與文化署副理事長林愛玲也指出，新馬妝藝本就同源，共同提名可增加申遺成功率。
「期待更多年輕人參與妝藝大遊行、更多旅客知道新加坡的多元文化。我有個小願望，希望妝藝能在小學課本出現，讓世世代代都認識。」
——林愛玲 新加坡人民協會藝術與文化署副理事長
新加坡國家文物局在2021年就已展開公眾諮詢，妝藝脫穎而出，成為申遺的首選項目。新馬隨後對接，決定繼2024年卡峇雅（Kebaya）成功申遺後，第二次聯合申遺。
從決定合作，到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申請，背後蘊含著兩地團隊數月的努力。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將依據五項標準評估妝藝的聯合申遺，包括是否符合非物質文化遺產定義、對提升認知與促進可持續發展的貢獻、相關保護措施，以及社區參與情況。
新加坡方面的申遺工作由文物局與人協主導，籌備工作長達八個月。兩國代表分別於2024年11月和2025年2月，在新加坡和新山舉辦聯合工作坊交換意見，最終敲定申報文件。期間，三地的妝藝表演隊伍也多次互訪演出，一同為申遺造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