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抗疫举措曾被认为太过佛系，备受批评，但仅过了半个月时间，舆论便开始有所反转，称其佛系抗疫已初见成效。目前，相较韩国、意大利和伊朗的接连失守，新加坡疫情的确仍在可控范围。
病毒是相同的，各国表现方式和应对策略却迥然不同，每种疫情都反映一国特色，新加坡也不例外。狮城疫情的发生，疫情下的应对策略和效果，都与自身独特的国情有关。
宗教场所为何成疫情高发区？
就目前海外疫情最严重的国家看，宗教场所是重灾区，包括韩国“新天地教”教堂和伊朗库姆的伊斯兰教朝圣地等。这种情况在新加坡也不例外，2月中旬就有群体感染发生在基督教堂，包括基督生命堂和神召会恩典堂。
而最近新增两例确诊病例，感染群是马来西亚吉隆坡伊斯兰传教士万人集会，95名新加坡人参加此次朝拜。
神召会恩典堂。图：www.graceaog.org
宗教场所是疫情高发地，原因是：
聚集性：信徒聚集，人流量大，但凡有人患病就传染一大片。
频繁性：宗教聚集不是临时偶然，是固定频繁的，教徒定期礼拜，时间次数固定，聚会频率高。
管理难：教徒有精神主张，甚至有的人信神而不信科学和政府，例如邪教可对信徒进行高度精神控制，让信徒以为信神就能得救，死亡才是追求。此外，信仰自由受法律保护，一些以宗教立国或对宗教管理宽松的国家，一旦信徒以宗教名义开展聚集活动，政府就很难管理。
尽管是世俗国家，新加坡却是个信仰高度多元的地方，宗教是非常重要的一环。新加坡政策研究学院调查发现，75%的新加坡人有宗教信仰。
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是印度、马来、华人三大民族的主要信仰，还有犹太教、锡克教、拜火教等小众宗教对应本地犹太人、旁遮普人、帕西人等社区。
宗教建筑是狮城街头风景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滑铁卢街的马海阿贝犹太教堂。摄影：劳拉申
犹太教堂对面就是天主堂（Catholic Foundation），
两种信仰仅一街之隔，多元共生在狮城是司空见惯的。
摄影：劳拉申
印度庙和道教宗祠隔街相望、互不打扰。
摄影：劳拉申
基督徒在新加坡有相当数量，当地华人、菲律宾外劳和韩裔移民等占信徒大部分。
笔者走访一所天主教堂，恰逢教徒做弥撒并捐善款。
除当地华人外，菲佣也是这里的常客。摄影：劳拉申
讲英文、受过高等教育、经济地位较高的人群大量信仰基督教。2018年电影《疯狂有钱亚洲人》中的富豪婚礼，取景自新加坡赞美广场，即圣婴女修院，从侧面反应了富豪阶层信教的事实。
基督教又细分多种宗派，几乎所有宗派都在新加坡发展出了信徒，像亚美尼亚教会这种独立于基督教主流教派以外、非常小众的分支，在新加坡已有185年历史。
亚美尼亚圣·格列高利教堂。图：wiki
位于新加坡“小印度”街区的一家基督教堂，
神职人员跨种族构成。
图：christchurch.org.sg
作为移民国家和国际都会的新加坡，基督教自然深受国际影响。新冠感染群之一的基督生命堂1998年由韩国传教士组建；韩国邪教“新天地教会”以空头公司为幌子在新加坡偷偷设分会，以“学习圣经”的名义招募和上课。
新加坡圣经书店（Bible House），这里只有一本书：《圣经》，囊括世界各语种和版本。
摄影：劳拉申
尽管宗教多元，但政府的管理却很严格：政府曾关闭基督教区和传教活动，20世纪80年代末曾将一批自由派天主教活跃分子关进监狱；因教徒参与政治活动，1987年曾禁止亚洲天主教大会在当地召开。
近年来基督教会逐渐活跃，大量教徒也是工商阶层，以商业贸易为经济支柱的新加坡，政府对教会的管理变得也相对宽松。在基督教会出现两大感染群并人数不断增长后，也只是暂时停止活动，并未完全禁止，礼拜活动最近又恢复起来。
基督教用品商店，耶稣、圣母主题商品一应俱全，不知是否来自“中国制造”。摄影：劳拉申
而清真寺这种礼拜次数和频率都更严格而频繁的地方，防疫任务更艰巨。如基督教一般，新加坡伊斯兰教也有跨国特点，穆斯林跨国朝圣、国际化感染。
吉隆坡清真寺感染群，已知患者就包括文莱、新加坡和马来西亚3国信徒。3月12日，新加坡已宣布暂时关闭全岛70所清真寺至少5天，而即将到来的4月，就是穆斯林一年一度盛大的开斋节了。
马来西亚卫生部门对吉隆坡大城堡清真寺万人宣教集会的参与人员进行病毒监测。
上图：theleaders-online.com
下图：chinapress.com
大选前的关键一战
2020年也是新加坡政治关键的一年，不仅有大选，也是李显龙退位、新人接替、政治翻篇的时间，本预计在今年3-4月，目前情况看可能推迟。疫情是对接班人的一次大考，处理得好，政权交接顺利；处理不好，政治动荡。
2018年李显龙接班人已初步浮出水面，三大热门候选人分别是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左）、副总理王瑞杰（中）和教育部长王乙康（右）。
新加坡选举部隶属总理公署，专理大选事务。
图：www.eld.gov.sg
自2019年王瑞杰任副总理后，外界猜测其最有可能成为下届总理，当选几无悬念。新冠肺炎委实是给接班人的一次大考，不仅考验卫生管理能力，也考验对经济民生的平衡能力。
经济增长持续放缓的新加坡，2019年受中美贸易战影响经历了进一步下滑，今年疫情将再次打击新加坡，贸工部预测2020年经济可能出现负增长，经济的不容乐观对政治换届构成挑战。
近十年来增长速度不断下滑的新加坡经济。
图：CNBC
在疫情关键期，政客还发生了戏剧性插曲。2月18日总理公署部长陈振声在新加坡中华总商会的一段关于控制疫情的内部讲话录音被泄露，在网上疯传。
陈振声在Facebook帖子中提到进行了闭门会议。
图：Facebook@Chan Chun Sing
结果坏事却变好事，陈振声的发言居然获不少网友点赞，称赞其治疫思路。当然，这段录音究竟是泄露还是故意为之，也引发猜测。
网民在该条帖子下对其坦率表示赞赏。
图：Facebook@Chan Chun Sing
城市国家的生死抉择
新加坡抗疫策略是建立在国情基础上，平衡多方利益作出的理性选择。
外向型经济：新加坡经济立足在国际贸易、旅游和世界交通枢纽上，是外向型而非内需型，经济依靠全球人力流动，560多万人口中本国公民只有330多万，仅占60%，其余是53万永久居民和177万外国人。关闭国门、停工停课的代价新加坡承受不起。
没有腹地、孤立小岛：中国腹地辽阔，可“一省包一市”，调动全国16省资源支援湖北；与新加坡十分相似的国际港口香港，也有大陆腹地支援扶持。新加坡却是东南亚孤岛，周围一众穆斯林国家，被李光耀称为“东南亚的以色列”，北有马来西亚、南有印尼，哪个都指望不上，孤立无援只能自寻出路。
身处大马与印尼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
关键时期还要跟中国搞好关系：应该说执政者是有远见的，看得清新加坡疫情面临的客观条件，在外交上“会做人”。中国疫情初期，多国对中国封锁之际，新加坡还是巧妙处理好了对华关系，执政者大概预料到，与中国密切往来的新加坡，疫情爆发只是早晚而已。这个没有腹地的城市国家，东南亚邻国不能依靠，西方国家更没指望，危机时还是需要中国，必须下手准备，以后才好办事。
现实也敲响了警钟，从疫情期间的海外歧视看，尽管新加坡华人喜欢强调自己“不是中国人”，但与中国的天然关联还是无法割断，不可能摆脱这个身份，这也是新加坡当权者的考量和出发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