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吴作栋、李显龙在内的国家领导人都是新加坡政府奖学金获得者，从而有机会进入美国威廉士学院、哈佛大学以及英国剑桥大学等世界著名高校学习。2008年8月，新加坡经济发展局与人力部共同成立了“联系新加坡”部门。作为国家层面的猎头公司，“联系新加坡”构建起庞大的人才服务网络，与身在海外的新加坡人建立密切联系，为新加坡人才的回流做铺垫。
其次，人民行动党积极地在新加坡的社会精英中延揽有潜质的政治人才，并主动将他们吸纳到政治系统之中，形成了“党找人才”的特殊机制。
正如李显龙所言：“在新加坡，你不会自愿投身政治——你是被邀请进入政治的。”为了物色最优秀的政治精英组成内阁，人民行动党不是仅从党内基层组织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合适人选，也不只是消极地等待党外合适人选主动加盟，而是主动招募和专门邀请游说各行各业的合适人选从政。
吴作栋就是“党找人才”的典型案例。在美国学成归国后，吴作栋选择就职于“新加坡海皇轮船公司”，在出任董事经理期间展现出了优秀的管理和组织能力，领导了公司业务的“货柜化”转型并且大获成功，这也使得他被时任财政部长韩瑞生看中并推荐给李光耀。
（二）生成强竞争性的培养机制
进入领导团队的遴选名单仅是得到了踏上政治舞台的“入场券”，在获得正式提名和职务之前，新一代团队成员候选人还需要通过茶叙、面试、考试和心理测试等数道程序的考察。然而通过考察也并不意味着选拔的结束，而是磨练的开始，候选人还将面临严苛的竞争淘汰机制。
按照李光耀的观点，如果能选出每个人都具备成为继承人潜质的一群人，并让他们互相竞争，自行决定谁当领袖，这样成功的机会就比较高，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的选择，该继承人肯定会得到这一群体的支持。基于此，人民行动党在培养政治精英时表现出两大显著特征。
一是高强度的竞争及淘汰原则。李光耀对于政治精英之间的正当竞争一直秉持开放的态度，他表示：“如果你选择了一群人，那么成功的概率就会大得多，其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继任者。就让他们相互竞争，决定谁将成为领导者。”
从1968年开始，人民行动党就通过推出一定比例的政治新人参选国会议员的方式，对具有潜质的接班人进行考验和筛选。至20世纪80年代初，人民行动党推举了近50名新人参加大选和补选，但他们之中成长为第二代领导团队成员的不到10人，大部分都在担任内阁职务后主动或被动引退。
即使是在人民行动党成立25周年之际确定了新一代领导团队7人名单之后，至1984年其中仍有2人遭到淘汰。对此，李光耀解释称：“政府引进这些优秀的人选，让他们接受至少两次大选的考验，一旦证明经得起考验才委以重任。”
二是长周期的多岗轮训。从吴作栋到李显龙，再到黄循财，他们都曾在政府和政党的多个岗位上进行长时间的双轨轮训。吴作栋不仅先后在财政部、贸工部、卫生部和国防部等部门任职，也在党内相继担任第一组织秘书、第二助理秘书长、第一助理秘书长等职务，时间长达13年。
李显龙同样经历了在贸工部、国防部、金融管理局、财政部等多个部门工作的历练，并曾出任人民行动党青年委员会主席等职务，仅副总理任期就超过13年。截至目前，黄循财任职的政府部门数量已多达8个，包括贸工部、卫生部、国防部、教育部、国家发展部、文化社区及青年部、通讯及新闻部、财政部，同时他还身兼人民行动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政策论坛顾问，亦遵循了此前的晋升路径。
（三）推行公平有序的交接机制
在政治精英的遴选和培养方面，人民行动党无疑是成功的。新西兰学者特雷梅万（Christopher Tremewan）说：“人民行动党政府利用执政优势所掌握的丰富的经济和社会资源，几乎垄断了人才培养和遴选的所有渠道，以主动邀请和游说的方式延揽社会精英，将其纳入到自己的阵营之中，通过这种方式为人民行动党打造了一个强大的治理团队。”
关键问题是，这一做法在大幅扩充了领导团队候选人基数的同时，也事实上增加了权力交接的难度。 对于任何一国政府或政党而言，权力的交接从来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新加坡第一代领导团队核心成员、副总理拉惹勒南（Sinnathamby Rajaratnam）就曾表示，“夺权最容易，行使权力难一些，但是最困难的是主动放弃权力，那是领导人最伟大的表现”。
新加坡之所以能够实现代际之间的平稳更迭，很重要的一点便是选择了合适的权力交接时间点。1985年1月，吴作栋升任第一副总理兼国防部长，李光耀也同时宣布第二代团队将接手国家的日常运作。但李光耀等人并未就此退居幕后，他称之为“老一辈仍守着岗位，年轻人先汲取经验”。
同样，吴作栋在带领人民行动党赢得1997年的国会选举后，便表示将在合适的时间点交棒给新总理。2001年连任后，他再次重申，如果新加坡能够成功摆脱此轮经济危机，自己计划在两三年内卸任。但在经济复苏之前，他将不会卸任。2004年8月，随着新加坡经济的好转，吴作栋便信守承诺辞去了总理职务。
在制度层面，团队决策以及资政“监国”确保了交接程序的公平性和可靠性。从李光耀时期开始，由整个团队而不是领导者个人决定下一代接班人选就成为了惯例。
在最终敲定第四代团队领袖的过程中，李显龙委托人民行动党前主席、前内阁部长许文远主持该项推选工作。许文远会见了17名内阁部长、国会议长和全国职工总会秘书长，分别询问他们对于除自己以外的候选人的看法，并要求他们按照自己的偏好对潜在的候选人进行排序。
结果显示，19人中有15人首选黄循财作为他们属意的领导人，超过了此前三分之二的惯例。李显龙本人并未参与投票过程，而是由新一代政治精英自行抉择，这有利于促进共识、凝聚团队。
另一方面，资政是新加坡内阁中的特殊存在，是国家高级别领导人退任后继续参与政府决策、辅佐现任领导团队的职位。李光耀和吴作栋在辞任后，分别以“内阁资政”和“国务资政”的身份继续留在新一届内阁之中，后来两人又同时在2011年宣布辞去资政职务。
这种“扶上马，再送一程”的做法，不仅给予新加坡民众和外国投资者信心，也有助于政治体系的稳定运行。
04 新一代领导团队的适应性挑战
现阶段的人民行动党赢得下一届国会选举并非难事，但各个选区得票率的高低仍将是考察领导人与接班人“政治生命”延续问题的关键性指标。此前被确立为人民行动党第四代团队领袖的王瑞杰，在2020年7月的国会选举期间，领衔人候选团队在东海岸集选区以微弱的优势（53.41%）险胜反对党新加坡工人党，这不仅未能达到人民行动党在该地区的应有票数，也成为冲击王瑞杰领导力和政治声望的重要事件，直接影响到其后续的政治生涯。
在下一届的国会选举（最迟于2025年11月举行）举行之前，对于仍处于“试用期”的黄循财及其领导团队而言，来自政治、经济和社会等领域的诸多挑战成为其不得不面对的选举难题。
（一）人民行动党的长期执政地位受反对党壮大威胁或有所动摇
自新加坡实现自治以来，其政党政治呈现出一种典型的“有限竞争”
模式，反对党的活动空间被人民行动党长期压缩。然而，工人党和前进党在2020年国会选举中的亮眼表现使得人民行动党不得不重新审视自身能否长期保持一党执政问题。
从选举结果来看，作为最大反对党的工人党赢得了阿裕尼集选区（得票率59.93%）、盛港集选区（52.13%）和后港单选区（61.19%）的胜利，斩获了国会93个席位中的10席，为历史最佳。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了剩余的83个席次，但得票率较2015年下滑了8.6个百分点，降至61.24%。
更为关键的是，工人党不仅在盛港集选区击败了参与该选区竞选的3名人民行动党部长级候选人（黄志明、蓝彬明、安宁阿敏），在落败的选区也取了不俗的成绩，极限逼近人民行动党候选人的所得票数。
如在东海岸集选区，工人党得票率达到了46.59%。此外，从人民行动党出走的陈清木于2019年成立了前进党，虽然该党首次推出的候选人并未在任一选区的选举中获胜，但由于在西海岸集选区（48.31%）和玛丽蒙单选区（44.96%）的高得票率，该党助理秘书长梁文辉以及副主席潘群勤得以出任国会非选区议员，享有与民选议员相同的投票权利。种种数据呈现出反对党正以逐步壮大的态势对人民行动党构成威胁。
在李光耀看来，两党制将会导致新加坡沦为“平庸的城市”。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民行动党在加强自身能力建设的同时，也利用国家权力对其他反对党实施限制与打压。
在整个20世纪的后半叶，人民行动党采取的措施包括六七十年代的公开武力干涉、内部安全法的威慑，以及八九十年代通过非选区议员制度、集选区制度等制度设计限制公平竞争。
如今，人民行动党“一党独大”的地位正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一是因为在民主化与多元化的政治思潮下，人民行动党将无法启用直接的压制手段；二是受边际效应递减的影响，对人民行动党持续执政所需投入的成本和创造的绩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三是反对党对自身角色的认知变化，从过去的“对抗者”“反对者”转为“建设者”，树立了专业、理性的政党形象。
特别是在2020年国会选举后，新加坡的政党格局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工人党一举拿下10个国会席位，成为新加坡独立以来首个在国会拥有双位数议席的民选反对党。
其次，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Pritam Khaira Singh）成为首任官方反对党领袖，在新加坡国会中发挥着带领反对党议员批评和监督现任政府的功能。
新加坡学者观察称：“这反映了工人党作为国会主要反对党力量日益增强。展望未来，这可能为两党制奠定基础，就像世界多数议会制最终的走向一样。”由此可见，新加坡新的政党博弈版图正在形成，以工人党为首的反对党将会在越来越多的选区对人民行动党造成挤压效应，这一趋势考验著黄循财团队的竞选策略与布局安排。
（二）全球性经济危机引发的诸多问题破坏政党发展的稳定环境
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的大规模暴发对世界经济造成了严重冲击，新加坡也未能幸免。根据新加坡贸工部的统计数据，在本土疫情蔓延的2020年，新加坡经济负增长5.4%，为建国以来的最大萎缩。
2021年，经济触底反弹后的新加坡实现了全年7.2%的高增长率。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新加坡走出了经济低迷的困境。主流媒体普遍认为，新加坡经济将会持续增长，但各产业的发展却依然不甚均衡。
随着新加坡国内防疫限制措施的放宽，制造业、餐饮业、服务业、航空业等此前深受疫情冲击的产业正在有序复苏，但实际经济增值预计难以在短时间内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特别是劳动力短缺问题不会在短期内完全解决，这将影响建筑业及海事与岸外工程业的复苏。此外，作为一个高度开放式经济体，新加坡深受外部大环境的影响和制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2年4月的预测表明，在新冠疫情有所反复叠加俄乌冲突的背景之下，全球经济复苏之路更加艰难。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从2021年6.1%的估值下降至2022年和2023年的3.6%。2023年之后，全球经济增速预计将进一步放缓，并在中期回落至3.3%左右。
因此，面对经济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剧，如何实现经济稳步增长和产业均衡发展，对于身兼财政部长的黄循财的治理能力是一次检验。
俄乌冲突所产生的连锁效应不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速层面，而且还引发了大宗商品价格上涨、价格压力不断增大，全球性通胀预计将维持高位且持续时间将长于先前预期等问题。同样是来自IMF的预测显示，2022年全球发达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5.7%，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的通胀率预计为8.7%。
受此影响，新加坡也正经历著近10年来最高的通胀率。华侨银行首席经济师林秀心预测，新加坡的核心通胀率从2022年6月起可能冲破4%，超过官方预测的2.5%—3.5%上限。
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和贸工部也发布联合文告称，与2022年4月份相比，5月份的整体通胀率上升0.2%，核心通胀率上升0.3%。这一系列的信号表明，新加坡的通胀压力在未来一段时间内还将持续。
目前，黄循财已宣布政府推出了总计15亿新元的援助配套重点措施，面向个人/家庭、员工/自雇人士以及企业，重点帮扶低收入与弱势群体。从这个角度看，能否通过有效调控和货币政策稳定物价，将决定黄循财团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赢得民众的认可与支持。
（三）后疫情时代的频发性危机与风险对政党适应能力提出高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