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欧洲的农业社会一般为军事化社会，等级森严；都城筑有防御工事的城堡和巨大宗教建筑，如大教堂。新的港口城市(或者叫“贸易港口”)依靠从印度洋进口奢侈品而聚集大量财富，其中包括来自印尼的香料。这些贸易港口由寡头联盟统治，他们更喜欢与竞争对手进行谈判，而不是武力征服。由于这些贸易港口所管辖的领土面积很小，他们的政府类型与王国不同。有些港口城市“与内地的联系少得惊人”(Fox,1971:62)。事实上，“有证据显示，(商人)根本不觉得有必要归属任何政体”(Ibid.:69)。
各个族群在早期新加坡发展中起了什么作用？汪大渊称新加坡的首领为“酋长”。这个词意味着他要向更高政治权威称藩纳贡。显然，新加坡一直处于马来人统治之下。这与14世纪末到15世纪初的巴邻旁不同，那里的首领为华人移民或华人移民后裔。汪大渊说龙牙门“男女兼中国人居之”，说明在他的想像中，中国人本“不”应该与当地人混居。毕竟在中国港口(中国很少有向外国人开放的港口)，传统的做法是将外国商人限定在番坊居住，而且不允许他们与当地居民往来。据欧洲人记载，在15世纪的马六甲、16世纪的爪哇和17世纪的巴邻旁，外国人被限定居住在特殊区域。
那么，为什么新加坡与大多数已知的古代港口不同，外国人在此可以与当地居民混居？这是关于古代新加坡的诸多疑团之一，也许永远得不到答案。不过，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新加坡是目前已知的最早有海外华人社区的地方，这一点是考古学和历史学都证实了的。
1500年，马六甲华人拥有自己的聚居区，也称甘榜(村)。那么，是官方限定他们居住在那里的，还是他们自愿聚居以求自保？在淡马锡没有“华人村”，这也许说明那里很安全，华人也就认为没有必要自己修建防护围栏。他们似乎很乐意接受当地酋长的统治，因为他们中没有甲必丹，也没有实行其他治外管理制度。
周去非(12世纪)和赵汝适(13世纪)为前往东南亚的商人提供了详尽的指南。1296年，周达观第一次提及华人已经在东南亚长期居住。汪大渊又再次提到这一现象。15世纪初，数个华人聚居区已经在东南亚应运而生。
此后，东南亚与中国的联系被切断。16世纪初的资料显示，早期华人“住蕃”者已经融入当地。这种情况使得早期华人“离散社群” (diaspora)的性质与重要性变得扑朔迷离。王庚武写道：“如果我们不了解强大的、不可磨灭的华商一族，我们将无法展示华人移民的全部历史。”(Wang1991:21)因此，研究14世纪新加坡，对多个学科领域，包括早期东南亚城市生活、早期东南亚贸易和中国移民史具有最基本的重要意义。随着研究进一步开展，无疑会出现新的研究问题。
新加坡到底是典型的，还是与众不同、别具一格的马六甲海峡贸易港口？鉴于我们目前的初级认识，要给出确切答案是危险的。不过，根据目前所掌握的信息，我们可以说，14世纪的新加坡具有一些非典型特征，其中之一是土城墙。1973年，对整个苏门答腊岛进行了一次考察研究，有证据证明，只有一处前殖民地时期的居住区有土城墙包围(Bronsonetal.,1973:57)。这个遗址为楠榜省的布贡拉哈约(Pugung Raharjo)，但此地不是河畔码头。也没有证据显示这里有过任何大规模生产活动。因此，它与14世纪的新加坡不同，更像是一处仪式中心，而非人口密集的城市。
新加坡的舶来品占很大比重，有些属于珍稀物品，这说明有一部分居民的品味超凡脱俗，而且对许多舶来品非常熟悉。这些舶来品包括来自东南亚以外的、有特定文化内涵的枕头和钱币。这种特点也说明，新加坡在那个年代、那个地区都是独树一帜、与众不同的。
对新加坡的进一步研究将澄清并改变前25年考古研究过程中提出的问题。不过，该研究的第一阶段已经显示，此项研究的学术意义非同小可。新加坡考古研究可以让我们认识到古代重要贸易体制的诸多发展状况，以及东南亚人和早期华人移民文化互动的性质。
很少有商业伙伴关系能够持续2500年之久。新加坡地区(包括从巴邻旁到马六甲所在地区)，与印度洋和南海的贸易历史就跨越了这一时期。其间，王朝更迭，兴衰沉浮，港口从一处沿岸迁往另一处，但地理因素注定让这一地区存在一个交通运输的重要结点。
海上丝绸之路六阶段
海上丝绸之路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经历了多个阶段。在史前阶段，已经连接起来的海上丝绸之路起点为东南亚，经印度延伸至波斯湾。这一时期的证据包括印度珠子、碗器、手镯和东山铜鼓。
由于第一阶段没有文字记载，所以我们通过第二阶段了解海上丝绸之路最初的历史。第二阶段始于中国汉朝开始控制并逐渐汉化中国南方和越南北部之时，此时有中国史料可据。在中国人进入南海及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个千禧年中，这条路上来往最频繁的是马来人和阿拉伯人。一些印度人和斯里兰卡人在运送货物过程中也带去了自己的文化印记。少数敢于冒险的中国人逐渐进入这一地区，但他们总是刻意隐藏自己的行踪，躲避因与外国人非法交往而招来的严厉惩罚，因此我们永远不确定是否有过这样一批人。
这一地区最早的贸易大港很可能是泰国半岛上的三乔山，之后是越南南部的俄亥。统治俄亥的扶南王国对印度和中国各朝来说，都是重要的经济和外交伙伴，直到它于公元600年前后灭亡。之后的末罗游、室利佛逝、婆鲁斯和吉打王国纷纷脱颖而出，走上历史舞台。中国史料和考古资料都显示，到9世纪，马六甲海峡南北两端都建立起富庶的商业王国，出现了一个两极格局，且长盛不衰，直到19世纪。
9世纪，一种新的货物进入海上丝绸之路：中国瓷器。陆上丝绸之路运送的货物局限于少量昂贵的奢侈品，如丝绸，而且用动物驮运才有利润。海上丝绸之路则可以使用大型船舶运送大批量货物。这些船舶由阿拉伯人和东南亚人建造、驾驶，就连中国人都叹为观止。唐代晚期，中国的瓷窑开始大量烧制高质量陶瓷用于外销。我们无法估计这类商品进入海上丝绸之路对沿线各国经济的影响，因为没有留下这一时期贸易情况的文字记录。不过，对考古学家来说，中国陶瓷的发掘，使此后这一地区的早期贸易以及其他方面的历史面目变得清晰可见。
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三阶段始于12世纪某个时间点。出海经商的中国人数不断增加，标志着这一阶段的开始。这一阶段开始的具体年代无法断定，因为我们仍然缺乏这方面的文字记录。出海贸易的商人本身也不愿意抛头露面，引人注目，毕竟中国朝廷禁止这种贸易活动。但随着中国北方沦陷，1127年南宋建立，朝廷自身和社会大众对海外贸易的态度发生了转变，中国人开始接受这种合法的、受人尊敬的行业。中国瓷器在东南亚的分布情况说明，由于中国市场对东南亚出口产品和对印度洋货物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且许多货物经由东南亚转运至中国，许多东南亚港口因此兴旺发达起来。
在12世纪，中国人开始大批永久定居东南亚，但由于缺乏文字证据，这一点尚不能确定。直到14世纪，汪大渊提到中国人居住在新加坡，我们才有把握，认为存在海外华人社区(这些华人有别于在不同时期旅居海外的商人，也不同于单独定居并融入当地社会的华人)。东南亚经济与中国经济紧密相连，中国钱币甚至已经成为一些港口的交换媒介。这些港口包括13世纪的中国城，还有14世纪初的新加坡和满者伯夷王国。1368年，随着明朝建立，并实行打击对外贸易与交流的海禁政策，海上丝绸之路的这一发展阶段宣告结束。
明朝的建立标志着第四阶段的开始，从1368年到1567年，大约持续了200年。在这一阶段，海外华人逐渐融入马六甲、苏门答腊和爪哇的当地社区。皇帝颁布的海禁法令，让中国瓷器越来越稀缺，泰国和越南的陶瓷于是取而代之。同时，伊斯兰教经海上丝绸之路传播，取代了佛教和印度教。
值得注意的是，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并未因为中国商人和商品的消失而衰退。琉球史料引用了马六甲苏丹芒速王1468年的书信，信里称“几代人都从未像我们今天这般富裕”(Reid,1993a:10)，说明虽然东南亚港口商人渴望中国人参与海上贸易，但他们的参与并不是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在海上丝绸之路发展的第五阶段，新加坡退出了历史舞台，直到第六阶段才戏剧性地再度现身。这一阶段一直发展到今天。在亚洲海上贸易的舞台上，新加坡扮演了一个有趣的角色：略显神秘，天赋异禀，有些阶段光彩夺目，有些阶段又黯然失色、无足轻重。今天的新加坡占据着海上丝绸之路的中心舞台。如果我们忽略新加坡从未离开舞台的事实，忽略它早在14世纪就展现出的发展潜力，那么它的终场表现会令人惊奇。事实上，假如拜里米苏拉没有遭受14世纪90年代末那场突然袭击而仓皇逃离，那么新加坡的崛起之日就不会这样姗姗来迟。
本文编选自《新加坡与海上丝绸之路：1300—1800》，注释从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