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这是我的真实经历。
8月29号晚上八点左右，我像往常一样到楼下的公园跑步。
我跑的是同一条路径，对于这条路径，可以说是烂熟于心：每个星期跑三、四次，每次跑五六公里，一公里刚好一圈，也就是每次跑五六圈。
整整六年，这条跑道见证了我的蜕变：从浮躁臃肿到沉静轻灵，安静专注地跑步，是我安放灵魂最好的方式。
可是，老马也有失蹄的时候。
那天晚上，热身之后，打开咕咚，揣着手机，我沿着相同的跑道安静地跑起来，轻盈、自由、静谧......
等等，脚下好像踢到什么，头脑还来不及反应，身子已经飞了出去，那还没安放好的灵魂也出了窍，好半天我才痛明白过来：我摔倒了，多处擦伤，脚在流血，手机右下角屏幕粉碎，并以肉眼可见的速度黑屏了。
借着不太明亮的路灯，我发现“罪魁祸首”是这个说不出名字的东西，在跑道的正中间，有两厘米高，我就是被它绊倒的。
一个华人妹妹连忙过来帮我清洗手脚上的沙土，并帮我打电话给家人，可是先生在国内，两个孩子的号码存在手机里，手机摔坏了，只好作罢。
另一个印度大姐也过来了，在检查我没有大碍之后，把我的伤口、摔倒的地方、当时周围的环境等等全部拍好照，并马上投诉到国家公园局的网站。
她们坚持送我去看医生，以免伤口感染，可是大晚上的，又没了手机，很不方便，虽然伤口看起来很惨，但的确只是皮外伤，所以我决定还是早点回家休息算了。
我把手机号码留给她们，就一瘸一瘸回家了。
学过急救的孩子一看我那怂样，开心地大显身手，夸张地拿出从未派上用场的急救包，把我的腿狠狠包扎了一番。
这点皮外伤对于我来说真不算一回事，没有手机才是最难受的。
因为疫情关系，我从三月底开始就一直待在家里，手机和ipad是我居家办公不可或缺的工具，一下子没了手机，心都空了。
第二天，顾不上脚疼，我火急火燎地赶去手机维修店，问了几个地方都一样：换屏幕170块，如有其他损坏另算，三天后取。
我的华为手机才298块，况且三天不能用手机，对我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手机本身的价格。
我决定买一个差不多价格的oppo手机，卖手机的小哥花了一个多小时，耐心地帮我装好各种app。
因为家有骨灰级码农，所以我退化成了“手机智障”，对手机的使用仅限于打电话，发信息，在线阅读和写文章而已，这也是我为什么总是买全世界最便宜的手机的原因。
（二）
卖手机的小哥也告诉我，这种情况我可以要求保险或者政府赔偿。
我找到我的保险经纪的电话，在核实我没有买意外保险之后，我拨通了新加坡国家公园局的热线电话。
住在新加坡已经20年，印象中，我们不需要跟政府部门打什么交道，高度智能化的新加坡如同一架自动巡航的飞机，稳定有序地运转着。
这是第一次因为私事与新加坡政府打交道，当时的心态是，能否索偿成功并不重要，我只想亲自测试一下：
处理意外事故时，新加坡的公务员是否有传说中的公正高效廉洁。
热线电话跟想像中一样绕，按照语音指示不停选择、转拨、选择、转拨......
我那有限的英语水平很快到了崩溃的边缘，实在受不了了，我懒得再跟着指示，随便按下一个键，结果接通了公园局的动物管理部门。
接听电话的是一个温柔好听的男声，我不好意思地告诉他，我知道打错了，但我真的累了，我不知道该打给公园局的哪个部门。
他安慰我说没关系，我可以写邮件给他，他会根据我的描述转给相关部门，然后耐心地把他的邮件地址一个字母一个字母念给我听，并让我复述两次以确认地址准确无误。
9月2号下午，我按照他所给的地址把邮件发了过去，邮件中讲述了当时的情形，附上相关的照片，31号上午，那个华人妹妹把她当时拍下的照片发给了我。
我在邮件中提出两点诉求：马上解决跑道中间的障碍物和赔偿我的损失，并留下我的联系电话。
9月11号早上，我收到了公园局道路维修部门经理的第一封回信，她告诉我已经把障碍物移除了，并客套地祝我快点恢复，没有提到赔偿的事。
本来想就此算了，两三百块的事的确不值得浪费时间。
后来先生从国内回来,看到我那愈合得并不完美的伤疤，他对公园局的回应很不满意：没有道歉。
所以21号下午，我们又回复了一封邮件，只有两句话：谢谢问候，伤口差不多愈合了；我可以跟谁要求手机赔偿？
25号早上，收到了她的第二封邮件：她们正为此事拟定意外事故报告，让我告诉她意外发生的时间，其实我在第一封邮件已经提到了。
我耐著性子再次回复她事故相关时间。
30号早上9点50左右，公园局道路维修部门的经理打来电话，不停地表达歉意，我当时忙着工作，没有时间听完她的话，就把电话转给先生听。
几乎在挂断电话的同时，10点10分，她的第三封邮件就来了，让我提供手机维修和医药费单据。
下午我忙完了才写信告诉她，我没有去看医生，因为叫救护车太夸张，也不知道附近哪里有24小时的诊所，是自己简单处理了伤口，没有医药单。
我也告诉她，我没有维修破损的电话，而是买了一个299块的新手机，并附上收据。
10月1号上午11点多，一间公司的老板打给我，告诉我她会赔偿我的损失，让我带上身份证，随时可以过去拿，随后马上发来公司的地址。
当时我正在用zoom远程办公，没时间向她问清楚，过后感到有点奇怪，明明我是向新加坡公园局求偿，为什么是一家公司赔钱给我？
后来我想这应该是公园局外包的服务商，上网一查，果然是公园局的定期合约承包商。
这下我心里忐忑不安起来：我找公园局，公园局找承包商，那承包商会找当事的工人吗？会罚他们钱吗？会辞退他们吗？或者至少会骂他们吗？
疫情期间，工人们已经被封锁了四五个月，他们没有工作，没有薪水，还有染病的风险，如果他们因此被罚，我心里一定会一辈子不安的，前面说过，我本身就不是一定要赔偿，我担心自己的好奇害死了这些可怜的外劳。
先生安慰我说，先去那家公司看看，把我的疑虑向他们问清楚，我可以不追究公司，钱也留给工人，虽然工人的操作有点不规范，但我的这点痛和损失与在异国他乡讨生活的外劳的心酸相比，实在不算什么。
10月5号，我心慌慌地赶去那家公司，接待我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子，看面相非常温和友善，说话轻言细语。
她对给我带来的伤痛与不便表示很抱歉，坚持让我收下现金并再三向我保证不会影响工人。
她们付给我购买新手机的全额费用，让我签下切结书，表示我们不会再就此事报警或额外申索赔偿。
（三）
整个处理过程虽然长达一个月，主要原因在于我自己懒散随性，公园局的处理还是非常高效的。
包括打电话，发邮件和领取赔偿，我只用了大约一个小时左右。
如果加上去那家公司在路上花费的时间，大概五个小时吧，五个小时299块，其实性价比并不高，但我收获的帮助和温暖是无价的。
最让我感动的是，无论公园局还是当事公司，他们对我的信赖，让我无需多费口舌。
正是这种双方的信任，大大降低了社会成本，提高了办事效率。
到过新加坡的人都知道，新加坡人守规矩有礼貌，温和谦让，说话小声。
他们也很听政府的话，因为政府就像一个大家长，与民众互相信赖，积极沟通，大家无需疾言厉色。
收到的赔偿，我会捐给慈善机构，伤痛会慢慢消弭，这世界，值得温柔以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