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来到新加坡，夫妻俩总说是为了儿女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在一个中英双语的环境长大，尤其不能忘记中文。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新加坡社会虽然是个双语社会，却是个“双语二分”的社会。夫妻俩属于“边际人”，而且是外来的边际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会。然而，新加坡社会和新加坡人到底是开放包容的。两人慢慢终于有机会深入参与这个社会。身在其中，他们不再是边际人，更像是个摆渡人，是文化上的摆渡人，摆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两岸风光。”
今早从好友李越治处获知郭教授的噩耗时，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仍是唏嘘。
我以沉重哀痛的心情通知大家，
振羽已于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清晨6点45分安祥离世。
过去一周，我们散居海外的儿孙都赶到他病榻边，与他共度温馨幸福的最后一刻。他非常高兴觉得自己是有福之人。更令他欣慰而感动不已的是，这一周他见到早年国大、南大的学生，近年来新跃大学同仁以及学术界和文化界的许多好友。
他曾经瞩咐我和儿女后事从简，我们会听从他的愿望。详情容后报告。谨此祝大家健康快乐。
伊菲敬启
在新加坡华人社会，几乎没有不知道郭振羽的。
我第一次接触到这个名字，就是那场最经典的辩论会——1993年首届国际大专辩论会，那是中国中央电视台第一次和新加坡广播局联合主办辩论赛，并且在中国全国播出。
郭振羽就是那次的评判之一。其他四位评判都是文化史上排得上号的人物——吴德耀、查良镛、杜维明、许廷芳。
且不论评委，连辩论队当中，也是卧虎藏龙。正方是台湾大学，反方是复旦大学。反方四辩，后来成了当晚的最佳辩手，就是蒋昌建。
而当晚的主宾就是时任副总理的李显龙。
1993年，我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念中文系四年级荣誉班。不得不说，这次辩论会台上的这些评判，都是泰斗般的人物，心怀向往。
毕业之后几年，我在联合早报、民防部队、贸易发展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跟新闻和媒体有关，也开始接触新闻学，这时，对郭教授就更为留意了。毕竟，他1990年在新加坡国立大学创办大众传播系，1992年在南洋理工大学创办传播学院，有点儿像是“祖师爷”般的存在。
2003年，他创办南大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之后，在新跃社科大学（今新加坡社科大学）创办新跃中华学术中心，担任中心主任，后来又担任新跃社科大学学术顾问。
（2002年，南洋理工大学传播学院成立十周年纪念。图源：NAS）
尽管一直心存仰慕，但是，真正与郭教授有接触，是近十多年的三个机缘。
第一个机缘
2010年，郭振羽从南洋理工大学正式退休。2012年，他在新跃大学（现为新加坡社科大学）创立了中华学术中心。后来，我在南京大学考了博士学位，打算把论文出版，当时郭教授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最后，论文在2018年由南京大学出版社以《布衣南渡》为名出版的时候，就是根据他所提供的意见所增订的。
恰好我博士论文的结语部分与郭教授近年的研究有关，那个时期我在《联合早报》专栏和《新加坡眼》的不少文章也是与华文华语、华人身份认同有关，因此，后来我们有时有些这方面的交流。
这是第一个机缘。郭教授对我学术上的指导，我很是感谢。虽然我没有正式上过他的课，不算是学生，但是，我每次见到他，都是喊一声“郭老师”。
第二个机缘
第二个机缘，与南洋学会有关。1940年，刚好是郭教授出生的那一年，一群南来文人聚集在牛车水的南天大酒店，也就是今天的裕华国货，创办了第一个以中文研究东南亚的学术团体，就是南洋学会。
南洋学会大咖云集，早年的许云樵、饶宗颐、陈育崧等，大家都很熟悉；后来，出任编辑主任或学报主编的，有几个也是赫赫有名，一个是王赓武，五六十年代担任编辑主任，另一个就是郭振羽，八九十年代担任编辑主任、研究主任。我则是到了本世纪，2016年开始才担任编辑主任、学报主编。
第三个机缘
跟郭教授的第三个机缘，则是学术之外的圈子。
其实，我也不记得是怎么开始的。总之，在一个我不记得的场合，认识了作家罗伊菲。罗伊菲就是郭教授的夫人。再后来，机缘巧合又认识了好几个罗老师在合唱团的朋友，包括作家孙宽，还有淡滨尼艺术团的徐小军，以及龚洪亮等。
（徐小军、罗伊菲、陆艳，与郭振羽今年春节合影。图源：徐小军）
另一方面，李越治办了个“喜阅”书友会，罗伊菲是顾问之一。喜阅每两个月定期活动，经常办些讲座和分享会。我就曾经给喜阅讲过峇峇娘惹文化和福建金门“回乡之旅”的心得。
（给郭教授敬一杯汾酒。图源：喜阅书友会）
前不久，喜阅庆祝三周年时，郭教授还特地出席，并做了题为“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的讲座，反响非常之好。
李越治说：“郭老走了，他在人间已然走完光荣而辉煌的一生，先生的智慧与音容笑貌，长存心间。犹记去年五四青年节，喜阅书友会三周年庆典之际，晚年深居简出的郭老，仍亲临我们小小的书友会，为我们这群主要由新移民组成的书友会带来专题讲座‘从马可波罗到利玛窦’，字字启迪，至今感念。”
她说，最后一次公开场合见到先生是去年10月12日，先生于国家图书馆的最后一本新书发布会《新加坡国族建构之路、文化语言与传播》。先生留下许多思想巨著，智慧薪火，激荡后人。哲人随春风而去，风骨与日月同辉。
（2024年12月，笔者与郭、罗二老及一些朋友们在郭府聚会）
其实，按年龄，郭振羽、罗伊菲都是我的长辈。老教授夫妇俩，同年同月同日生，1940年9月7日，比我父亲小几岁，比我母亲大一岁；印象当中，他们儿子与我同岁，女儿比我小三岁，是我几个中文系女同学的高中同学。
这个郭振羽最讨厌了
1940年，郭、罗二人出生在抗战时期的中国大陆，迁移至台湾。
本科时期在台湾的政治大学念新闻学。录取名单按成绩排名，郭是第一名，罗是第二名。据说，当时罗伊菲的弟弟妹妹指着榜单说：“这个郭振羽最讨厌了，如果没有他，我们大姐就是系状元了。”
后来，郭振羽留学西方。学成之后在美国威斯康辛大学任教。两人结婚，并有了一男一女。
1973年6月，郭、罗一家四口，告别美国，启程回归亚洲，辗转来到新加坡大学社会学系任教。新加坡大学是英文教学，后来，与南洋大学合并，成为今天的新加坡国立大学。
郭振羽2018年回忆，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大学的学术研讨会有件事让郭振羽印象深刻。一是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贩中心)的研究报告。她在开场白之后，很慎重地努力在黑板上写了两个中文字：“小饭”，说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贩卖食物（小吃）的地方。这是郭振羽初次接触体会新加坡大学的大学生如此中文水平，令他心惊。
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会
郭振羽说，1973年来到新加坡，最初是拿了三年聘约。提到当年的决定，夫妻俩总说是为了儿女的教育，希望他们能在一个中英双语的环境长大，尤其不能忘记中文。
虽然儿女的中文让二老引以为傲，但是，他们没想到的是，新加坡社会虽然是个双语社会，却是个“双语二分”的社会。郭振羽教书的环境是百分百的英国制大学，罗伊菲现在大学兼课，后来到了政府机构工作，也都是纯英文环境。
虽然两人工作顺利愉快，但是，跟新加坡另一半的华语世界或华校生世界却是接触有限。而当年所谓的“华校生”和“英校生”基本上是壁垒分明的。郭振羽说，以社会学概念分析，郭、罗属于“边际人”，而且是外来的边际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会。
文化上的“摆渡人”
从美国初到新加坡的那几年，常有人问起“你们从哪里来”，郭振羽说，自己不知道怎么回答。“我们来自美国，却没有美国身份；说是来自台湾，却不是‘台湾人’，因为以当年的说法，应该属于‘台湾的外省人’。”
由于新加坡此地的福建同乡多，所以有时郭振羽也说自己是厦门人；他祖籍福建海澄（今龙海），曾经在厦门的大同小学读过两年书，但只在小时候到过老家住过几个星期。
郭振羽说，新加坡社会和新加坡人到底是开放包容的。“我们在这里生活了半个世纪，慢慢终于有机会深入参与这个社会。身在其中，我们不再是边际人，更像是个摆渡人，是文化上的摆渡人，摆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两岸风光”。
如今，面对同一个“你是哪里人”问题，郭振羽则毫不犹豫地回答：“新加坡人”。
1982年，郭振羽入籍新加坡。从1973年的50多年来，郭振羽不但在学术界的地位不断攀升，而且对新加坡社会也做出巨大贡献，包括多年来担任宗乡会馆联合总会“杰出会馆奖”评审团主席，并参与了“新加坡华族文化中心”初期筹备工作。
对新加坡的中华文化贡献卓著
由于郭振羽长期对新跃社科大学、中华文化和语言、以及教育界的贡献，2023年3跃，跃大设立总值101万新元的“郭振羽中华学术基金”，用来资助各类公众活动、专书出版、学术研究及客座学者计划，推广中华文化、语言及文学，向郭教授致敬。
（左起：柯木林、郭振羽、符诗专。以上图源：S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