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來到新加坡，夫妻倆總說是為了兒女的教育，希望他們能在一個中英雙語的環境長大，尤其不能忘記中文。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新加坡社會雖然是個雙語社會，卻是個「雙語二分」的社會。夫妻倆屬於「邊際人」，而且是外來的邊際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然而，新加坡社會和新加坡人到底是開放包容的。兩人慢慢終於有機會深入參與這個社會。身在其中，他們不再是邊際人，更像是個擺渡人，是文化上的擺渡人，擺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兩岸風光。」
今早從好友李越治處獲知郭教授的噩耗時，雖然早有心理準備，但仍是唏噓。
我以沉重哀痛的心情通知大家，
振羽已於今天（三月二十三日）清晨6點45分安祥離世。
過去一周，我們散居海外的兒孫都趕到他病榻邊，與他共度溫馨幸福的最後一刻。他非常高興覺得自己是有福之人。更令他欣慰而感動不已的是，這一周他見到早年國大、南大的學生，近年來新躍大學同仁以及學術界和文化界的許多好友。
他曾經矚咐我和兒女後事從簡，我們會聽從他的願望。詳情容後報告。謹此祝大家健康快樂。
伊菲敬啟
在新加坡華人社會，幾乎沒有不知道郭振羽的。
我第一次接觸到這個名字，就是那場最經典的辯論會——1993年首屆國際大專辯論會，那是中國中央電視台第一次和新加坡廣播局聯合主辦辯論賽，並且在中國全國播出。
郭振羽就是那次的評判之一。其他四位評判都是文化史上排得上號的人物——吳德耀、查良鏞、杜維明、許廷芳。
且不論評委，連辯論隊當中，也是臥虎藏龍。正方是台灣大學，反方是復旦大學。反方四辯，後來成了當晚的最佳辯手，就是蔣昌建。
而當晚的主賓就是時任副總理的李顯龍。
1993年，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念中文系四年級榮譽班。不得不說，這次辯論會台上的這些評判，都是泰斗般的人物，心懷嚮往。
畢業之後幾年，我在聯合早報、民防部隊、貿易發展局工作，其中大部分時間都是跟新聞和媒體有關，也開始接觸新聞學，這時，對郭教授就更為留意了。畢竟，他1990年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創辦大眾傳播系，1992年在南洋理工大學創辦傳播學院，有點兒像是「祖師爺」般的存在。
2003年，他創辦南大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之後，在新躍社科大學（今新加坡社科大學）創辦新躍中華學術中心，擔任中心主任，後來又擔任新躍社科大學學術顧問。
（2002年，南洋理工大學傳播學院成立十周年紀念。圖源：NAS）
儘管一直心存仰慕，但是，真正與郭教授有接觸，是近十多年的三個機緣。
第一個機緣
2010年，郭振羽從南洋理工大學正式退休。2012年，他在新躍大學（現為新加坡社科大學）創立了中華學術中心。後來，我在南京大學考了博士學位，打算把論文出版，當時郭教授給了我許多寶貴的意見和建議。最後，論文在2018年由南京大學出版社以《布衣南渡》為名出版的時候，就是根據他所提供的意見所增訂的。
恰好我博士論文的結語部分與郭教授近年的研究有關，那個時期我在《聯合早報》專欄和《新加坡眼》的不少文章也是與華文華語、華人身份認同有關，因此，後來我們有時有些這方面的交流。
這是第一個機緣。郭教授對我學術上的指導，我很是感謝。雖然我沒有正式上過他的課，不算是學生，但是，我每次見到他，都是喊一聲「郭老師」。
第二個機緣
第二個機緣，與南洋學會有關。1940年，剛好是郭教授出生的那一年，一群南來文人聚集在牛車水的南天大酒店，也就是今天的裕華國貨，創辦了第一個以中文研究東南亞的學術團體，就是南洋學會。
南洋學會大咖雲集，早年的許雲樵、饒宗頤、陳育崧等，大家都很熟悉；後來，出任編輯主任或學報主編的，有幾個也是赫赫有名，一個是王賡武，五六十年代擔任編輯主任，另一個就是郭振羽，八九十年代擔任編輯主任、研究主任。我則是到了本世紀，2016年開始才擔任編輯主任、學報主編。
第三個機緣
跟郭教授的第三個機緣，則是學術之外的圈子。
其實，我也不記得是怎麼開始的。總之，在一個我不記得的場合，認識了作家羅伊菲。羅伊菲就是郭教授的夫人。再後來，機緣巧合又認識了好幾個羅老師在合唱團的朋友，包括作家孫寬，還有淡濱尼藝術團的徐小軍，以及龔洪亮等。
（徐小軍、羅伊菲、陸艷，與郭振羽今年春節合影。圖源：徐小軍）
另一方面，李越治辦了個「喜閱」書友會，羅伊菲是顧問之一。喜閱每兩個月定期活動，經常辦些講座和分享會。我就曾經給喜閱講過峇峇娘惹文化和福建金門「回鄉之旅」的心得。
（給郭教授敬一杯汾酒。圖源：喜閱書友會）
前不久，喜閱慶祝三周年時，郭教授還特地出席，並做了題為「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的講座，反響非常之好。
李越治說：「郭老走了，他在人間已然走完光榮而輝煌的一生，先生的智慧與音容笑貌，長存心間。猶記去年五四青年節，喜閱書友會三周年慶典之際，晚年深居簡出的郭老，仍親臨我們小小的書友會，為我們這群主要由新移民組成的書友會帶來專題講座『從馬可波羅到利瑪竇』，字字啟迪，至今感念。」
她說，最後一次公開場合見到先生是去年10月12日，先生於國家圖書館的最後一本新書發布會《新加坡國族建構之路、文化語言與傳播》。先生留下許多思想巨著，智慧薪火，激盪後人。哲人隨春風而去，風骨與日月同輝。
（2024年12月，筆者與郭、羅二老及一些朋友們在郭府聚會）
其實，按年齡，郭振羽、羅伊菲都是我的長輩。老教授夫婦倆，同年同月同日生，1940年9月7日，比我父親小几歲，比我母親大一歲；印象當中，他們兒子與我同歲，女兒比我小三歲，是我幾個中文系女同學的高中同學。
這個郭振羽最討厭了
1940年，郭、羅二人出生在抗戰時期的中國大陸，遷移至台灣。
本科時期在台灣的政治大學念新聞學。錄取名單按成績排名，郭是第一名，羅是第二名。據說，當時羅伊菲的弟弟妹妹指著榜單說：「這個郭振羽最討厭了，如果沒有他，我們大姐就是系狀元了。」
後來，郭振羽留學西方。學成之後在美國威斯康辛大學任教。兩人結婚，並有了一男一女。
1973年6月，郭、羅一家四口，告別美國，啟程回歸亞洲，輾轉來到新加坡大學社會學系任教。新加坡大學是英文教學，後來，與南洋大學合併，成為今天的新加坡國立大學。
郭振羽2018年回憶，七八十年代，新加坡大學的學術研討會有件事讓郭振羽印象深刻。一是有位研究生提出Hawker centre(小販中心)的研究報告。她在開場白之後，很慎重地努力在黑板上寫了兩個中文字：「小飯」，說明原意是little rice，是販賣食物（小吃）的地方。這是郭振羽初次接觸體會新加坡大學的大學生如此中文水平，令他心驚。
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
郭振羽說，1973年來到新加坡，最初是拿了三年聘約。提到當年的決定，夫妻倆總說是為了兒女的教育，希望他們能在一個中英雙語的環境長大，尤其不能忘記中文。
雖然兒女的中文讓二老引以為傲，但是，他們沒想到的是，新加坡社會雖然是個雙語社會，卻是個「雙語二分」的社會。郭振羽教書的環境是百分百的英國制大學，羅伊菲現在大學兼課，後來到了政府機構工作，也都是純英文環境。
雖然兩人工作順利愉快，但是，跟新加坡另一半的華語世界或華校生世界卻是接觸有限。而當年所謂的「華校生」和「英校生」基本上是壁壘分明的。郭振羽說，以社會學概念分析，郭、羅屬於「邊際人」，而且是外來的邊際人，不容易融入新加坡社會。
文化上的「擺渡人」
從美國初到新加坡的那幾年，常有人問起「你們從哪裡來」，郭振羽說，自己不知道怎麼回答。「我們來自美國，卻沒有美國身份；說是來自台灣，卻不是『台灣人』，因為以當年的說法，應該屬於『台灣的外省人』。」
由於新加坡此地的福建同鄉多，所以有時郭振羽也說自己是廈門人；他祖籍福建海澄（今龍海），曾經在廈門的大同小學讀過兩年書，但只在小時候到過老家住過幾個星期。
郭振羽說，新加坡社會和新加坡人到底是開放包容的。「我們在這裡生活了半個世紀，慢慢終於有機會深入參與這個社會。身在其中，我們不再是邊際人，更像是個擺渡人，是文化上的擺渡人，擺渡在不同文化之中，安享兩岸風光」。
如今，面對同一個「你是哪裡人」問題，郭振羽則毫不猶豫地回答：「新加坡人」。
1982年，郭振羽入籍新加坡。從1973年的50多年來，郭振羽不但在學術界的地位不斷攀升，而且對新加坡社會也做出巨大貢獻，包括多年來擔任宗鄉會館聯合總會「傑出會館獎」評審團主席，並參與了「新加坡華族文化中心」初期籌備工作。
對新加坡的中華文化貢獻卓著
由於郭振羽長期對新躍社科大學、中華文化和語言、以及教育界的貢獻，2023年3躍，躍大設立總值101萬新元的「郭振羽中華學術基金」，用來資助各類公眾活動、專書出版、學術研究及客座學者計劃，推廣中華文化、語言及文學，向郭教授致敬。
（左起：柯木林、郭振羽、符詩專。以上圖源：SU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