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更深的地方说，这体现了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一直延续下来的政府传统——实用主义。一切决定都是为了取得最大效益而服务的。因此，如果不恰当应对疫情，导致社会秩序混乱，政府所要付出的维稳成本将会远远超出应对疫情本身的成本。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为了降低政府在应对疫情时的成本，新加坡把调动社会资源整合成一个预警系统，把医疗资源配置交给严格的分诊制，把减少恐慌的责任交给信息公开制度，把保护的责任给回每一个个体。 李显龙在全国讲话中说： “疫情如果真的失控了，追踪每一个病例也是徒劳的。”
“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做好个人卫生，轻症看社区，把重症资源留给老人、儿童和有并发症的人。” 处处都体现著效益第一的实用主义。
大疫之后，反思的观点肯定很多。我不希望新加坡被遗忘。新加坡不会成为下一个武汉，等著看笑话的都歇了吧。
但是，武汉却可以选择成为下一个新加坡。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视个体的价值，把专业的事情交回给专业的人来做，别再迷恋用“一刀切”冻结社会的神秘力量。
最后再提一下，新加坡的Dorscon预警系统，这是2003年SARS事件之后才设立的，至今只亮起了两次橙色预警。
一次是2009年的美国H1N1流感，另一次就是新冠肺炎。 我们对这个病毒还不了解，一切都可能发生，红灯亮起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所以，时刻保护好自己，同时保持独立判断，很重要。
（来源：网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