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一向在城市治理上备受赞扬的新加坡，这一次被骂得“狗血淋头”。 截至2月11日，新加坡已经有45例确诊病例，大陆之外排名第三。
偏偏他们看起来都佛系得很。在总理口中，这只是一场“大号流感”。 大街上并非人人戴着口罩，政府也没有强制要求，甚至不顾万人请愿，照常举行了元宵万人宴会，虽然只有一半人到场。
（万人请愿取消元宵宴会）
政府对民众的要求，只有勤洗手、量体温、有问题找医生。 看得我真是捉急得跳脚。
这么无所谓的态度，跟“中国速度”的火神山医院，和千千万万奋斗在前线的医护人员对比，简直令人气愤。 新加坡这是放弃抵抗了吗？“佛系抗疫”的新加坡要变成下一个武汉了？ 不过先冷静一下，这种观点也未免想得太简单了。
新加坡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武汉。
恰恰相反，当地政府应对新冠疫情的态度，值得每一个武汉政府官员好好学一学。
如果你花上8分多钟认真看完李显龙的全国讲话，就会发现，之所以称为“大号流感”，是新型肺炎的死亡率略高于流感，但低于SARS。 而在疫情爆发全程都严格按照程序办事和保持信息公开的新加坡，对外“佛系抗疫”，实则早已严防死守。
新加坡敢“佛系抗疫”，源于三点：
完整披露所有病例的详细流行病学史；
建立了科学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
全面的家庭医生制度。
1月23日，新加坡确诊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岁的武汉游客。 随后确诊数开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现首起本地病例。这个本地患者是中国保健产品商店永泰行的员工。而这间商店的员工及其家人都被一个中国旅行团感染了。因此，这里成为了新加坡第一个爆发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这些信息，我并没有花大力气去挖掘和整理，因为在政府的官网上，可以轻松地查到已经确诊病例的基本身体信息和最近的行踪。
当地媒体例如海峡时报，也可以利用公开的资料，制作出一些可视化的图表或者应用，把这些重要信息传播给更多的人。
（海峡时报根据公开的信息制作的传播地图） 另外，正因为完全公开的信息，当新加坡君悦酒店因为一场1月份的会议而成为第二个爆发点时，英国政府马上就能确认，一起本地病例来源于此，因为该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参加过这场会议。 透明的信息发布，是新加坡人能“佛系抗疫”的第一大原因。 其次，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疾病爆发应对系统”（Dorscon）。我在不少文章中都看到作者提到了这个应对系统，但是似乎都对这个系统有点误解。
拿这次新冠疫情为例，当系统信号从黄色升为橙色，意味着疫情已经在国内扩散，但仍然是可控的。很多人包括部分新加坡人，只留意前半句的国内扩散，所以连夜排队抢购方便面和厕纸。
那后半句的可控怎么理解呢？我看了下新加坡政府对Dorscon系统的解释。当预警信号升级为橙色之后，的确学校关了，部分活动也取消了，但是政府及社会机构与医疗机构的连接也必须加强，信息公布必须更为频繁，医疗机构的警戒程度也要提高，同时也要保证基本的商业活动等。
也就是说，你仍然可以自主选择活动或隔离，但是一旦感觉自己有问题，一定要去看医生。医院会承担起最后的诊断和治疗责任。
这个过程体现了典型的系统化思维。每个人都是系统中的一个环节，根据预警信号自行调整，最终达成整个系统的常规流转。
这才是一个预警系统应有的价值，不是制造恐慌，不是只顾宣传“可防可控”。身处系统之内，我才能知道预警升级后我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
最后，还有不得不提的一点是，新加坡有极为全面的家庭医生制度。
在新加坡，医疗体系是从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级别的医生或者医疗机构承担着不同的责任。初级保健就是通过家庭全科医生（family GP）和私人诊所提供的。
根据新加坡卫生部的数据，全国大约有1700个GP诊所，可以满足80%的基本医疗需求，包括门诊、母婴、接种、体检和制药等。
从2020年起，每个居民区还设立了社区医院（CHC），可为难以前往综合性医院就诊的老年人们提供及时的医疗服务。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当下出现发烧和咳嗽等症状，去找家庭医生就可以进行分流，高度怀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转诊到综合医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开药就是了。
严格的分诊制，既提高了就诊的效率，也扩大了病人获取医疗资源的概率，还在第一步就减轻了大型综合医院的负担。
而因为有家庭医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对身体不适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家医院挤一挤，就交叉感染了。
新加坡这种“动态防疫”，对于当下的他们来说，也许是最好的处理方法。 正因为不是从最开始就是本地大爆发，观察传染源的动态变化，从而动态调整自己的应对措施，是减少社会成本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是不可能像武汉那样“封城”的。
新加坡一个城市就是一个国家，而且还是亚洲金融中心和主要的国际贸易枢纽之一。
别说一个月了，新加坡只要封城两个星期，阻断与外来经济体的联系，就足够完蛋了。
事实上，在前些日子的大国贸易摩擦中，只是贸易受阻，还不是停摆，就已经让新加坡2019年GDP仅增长0.7%，十年最慢。直接“封城”带来的经济后果，新加坡估计连一秒都不敢想。
“动态防疫”有三个重点，及时反应、提高效率，减少恐慌，缺一不可。
我以前写泰国的时候提过，中国是在2019年最后一天向世界卫生组织上报不明原因肺炎的。随后，海外最早发现病例的泰国在1月3日就把防疫措施铺满了四大机场。
实际上，新加坡行动更早。 新加坡在机场测量武汉乘客的体温，从1月2日就开始了。
1月23日，新加坡发现首例病例之后，对所有中国乘客都采取了体温检测。疫情初期，新加坡政府给每户家庭免费发放4个口罩。
直到现在，如果需要，你还是可以在政府官网申领口罩。
2月2日，新加坡则宣布禁止所有过去14天曾到访中国大陆的乘客入境和过境。2月4日，新加坡发现首例本地人传人病例，立即将预警信号从黄色升级为橙色。
（2月10日中国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消息）
可以看到，阻断传染源的努力，新加坡早就开始了，并且随着传染源的确诊数增加，加强了隔离程度。
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在全国讲话最后也对个人提出了防疫建议：勤洗手、每天量两次体温、有不舒服马上看医生。
新加坡民众一直对政府的应对能力是有信心的，这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机处置上。当年的SARS和2011年的地铁巨大事故，都曾考验过政府在大事件面前的应对能力。
更何况，新加坡的医疗水平之高，全球人民都有目共睹。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的报告《World Health Report》中，对全球各国的医疗体系进行了比较，最后按照预期寿命进行了排名，新加坡排名第三，而中国位列64。
再加上我刚才提到的分诊制，健康人群在家防疫，轻症病人在家庭医生和社区门诊就已经被处理了，重症病人会被送到大型综合医院治疗，极大地避免了医疗资源的挤兑和社会冲突的爆发。
最近，微博上有位网友陈述了他在新加坡的紧张经历。
这位网友起初的症状是嗓子不舒服，去家门口的诊所看医生。当医生得知他的室友最近刚从中国回来后，立刻将他关到了小房间。
很快，是一位全副武装身穿防护服的医生进来询问情况。 十分钟之后，他就被救护车送到了NCID（国家传染病防治中心），开始了一些列的“症状盘问”和检查。
信息公开、严格的管控措施和专业的分诊手段，又恰恰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恐慌的出现。虽然仍然有人在超市抢购，但从社会整体的观察来看，还是井然有序的。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过一个概念叫“信息疫情”，在历史上每一次重大疫情爆发时都会出现，就是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反而不知道哪些信息能够帮助到自己，导致矫枉过正。 恐慌来源于未知，消除恐慌办法之一，是信息透明。 新加坡人知道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学史，知道基本的防疫措施，知道有问题时该找谁，知道每一级别预警信号下自己应该做什么，知道政府阻断外界传染源的努力是什么。 新加坡看似“佛系防疫”，实则严防死守。
距离武汉实施“封城”，已经过去了将近三个星期。除武汉外，湖北省内其他城市和省外地区的新增确诊数都连续下降了，但复工潮也已经开始了，湖北省内的疫情仍然不见明显好转，方舱医院也是临时而为之，全国对口支援才刚刚开始，一个99%的排查率还能掀起滔天巨浪……
武汉“封城”当然是正确的，但是城内人的束手无策，生活失序也是谁都能看到的现实。
一场涉及到每一个人的传染病，是要从上到下每一个环节发力的，不是单凭喊口号和“一刀切”冻结就能一夜之间击败病毒。
政府最应该做的，是持续发布准确、专业、易懂的信息，动员每一个人，调动各种社会资源。剩下的，交给每一个在这场疫情风暴中的个体去决策。
这就是我们眼中的“佛系”政府，看似啥都没干，但每一个个体却可以很容易地做出决策。这也是新加坡总理李显龙敢叫健康人群不戴口罩的底气。
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加坡再怎么“佛系”，也根本不可能成为下一个武汉。恰恰相反，信息透明、及时反应、提高效率，这些在过去一个月，一直是疫情风暴眼所做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