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之下，一向在城市治理上備受讚揚的新加坡，這一次被罵得「狗血淋頭」。 截至2月11日，新加坡已經有45例確診病例，大陸之外排名第三。
偏偏他們看起來都佛系得很。在總理口中，這只是一場「大號流感」。 大街上並非人人戴著口罩，政府也沒有強制要求，甚至不顧萬人請願，照常舉行了元宵萬人宴會，雖然只有一半人到場。
（萬人請願取消元宵宴會）
政府對民眾的要求，只有勤洗手、量體溫、有問題找醫生。 看得我真是捉急得跳腳。
這麼無所謂的態度，跟「中國速度」的火神山醫院，和千千萬萬奮鬥在前線的醫護人員對比，簡直令人氣憤。 新加坡這是放棄抵抗了嗎？「佛系抗疫」的新加坡要變成下一個武漢了？ 不過先冷靜一下，這種觀點也未免想得太簡單了。
新加坡不可能成為下一個武漢。
恰恰相反，當地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的態度，值得每一個武漢政府官員好好學一學。
如果你花上8分多鐘認真看完李顯龍的全國講話，就會發現，之所以稱為「大號流感」，是新型肺炎的死亡率略高於流感，但低於SARS。 而在疫情爆發全程都嚴格按照程序辦事和保持信息公開的新加坡，對外「佛系抗疫」，實則早已嚴防死守。
新加坡敢「佛系抗疫」，源於三點：
完整披露所有病例的詳細流行病學史；
建立了科學的疾病爆發應對系統；
全面的家庭醫生制度。
1月23日，新加坡確診首起新冠肺炎病例，是一名66歲的武漢遊客。 隨後確診數開始逐日上升，直到2月4日出現首起本地病例。這個本地患者是中國保健產品商店永泰行的員工。而這間商店的員工及其家人都被一個中國旅行團感染了。因此，這裡成為了新加坡第一個爆發新冠疫情的本地集群。 這些信息，我並沒有花大力氣去挖掘和整理，因為在政府的官網上，可以輕鬆地查到已經確診病例的基本身體信息和最近的行蹤。
當地媒體例如海峽時報，也可以利用公開的資料，製作出一些可視化的圖表或者應用，把這些重要信息傳播給更多的人。
（海峽時報根據公開的信息製作的傳播地圖） 另外，正因為完全公開的信息，當新加坡君悅酒店因為一場1月份的會議而成為第二個爆發點時，英國政府馬上就能確認，一起本地病例來源於此，因為該病人坦白了自己家人參加過這場會議。 透明的信息發布，是新加坡人能「佛系抗疫」的第一大原因。 其次，是新加坡政府建立的「疾病爆發應對系統」（Dorscon）。我在不少文章中都看到作者提到了這個應對系統，但是似乎都對這個系統有點誤解。
拿這次新冠疫情為例，當系統信號從黃色升為橙色，意味著疫情已經在國內擴散，但仍然是可控的。很多人包括部分新加坡人，只留意前半句的國內擴散，所以連夜排隊搶購方便麵和廁紙。
那後半句的可控怎麼理解呢？我看了下新加坡政府對Dorscon系統的解釋。當預警信號升級為橙色之後，的確學校關了，部分活動也取消了，但是政府及社會機構與醫療機構的連接也必須加強，信息公布必須更為頻繁，醫療機構的警戒程度也要提高，同時也要保證基本的商業活動等。
也就是說，你仍然可以自主選擇活動或隔離，但是一旦感覺自己有問題，一定要去看醫生。醫院會承擔起最後的診斷和治療責任。
這個過程體現了典型的系統化思維。每個人都是系統中的一個環節，根據預警信號自行調整，最終達成整個系統的常規流轉。
這才是一個預警系統應有的價值，不是製造恐慌，不是只顧宣傳「可防可控」。身處系統之內，我才能知道預警升級後我應該做什麼，不應該做什麼。
最後，還有不得不提的一點是，新加坡有極為全面的家庭醫生制度。
在新加坡，醫療體系是從低到高逐步上升的，不同級別的醫生或者醫療機構承擔著不同的責任。初級保健就是通過家庭全科醫生（family GP）和私人診所提供的。
根據新加坡衛生部的數據，全國大約有1700個GP診所，可以滿足80%的基本醫療需求，包括門診、母嬰、接種、體檢和製藥等。
從2020年起，每個居民區還設立了社區醫院（CHC），可為難以前往綜合性醫院就診的老年人們提供及時的醫療服務。
如果一名新加坡人在當下出現發燒和咳嗽等症狀，去找家庭醫生就可以進行分流，高度懷疑是新冠肺炎的，直接轉診到綜合醫院，如果只是普通流感，直接開藥就是了。
嚴格的分診制，既提高了就診的效率，也擴大了病人獲取醫療資源的機率，還在第一步就減輕了大型綜合醫院的負擔。
而因為有家庭醫生的存在，也大大降低了居民面對身體不適的恐慌感。要不然跑去三家醫院擠一擠，就交叉感染了。
新加坡這種「動態防疫」，對於當下的他們來說，也許是最好的處理方法。 正因為不是從最開始就是本地大爆發，觀察傳染源的動態變化，從而動態調整自己的應對措施，是減少社會成本的必要手段。 新加坡是不可能像武漢那樣「封城」的。
新加坡一個城市就是一個國家，而且還是亞洲金融中心和主要的國際貿易樞紐之一。
別說一個月了，新加坡只要封城兩個星期，阻斷與外來經濟體的聯繫，就足夠完蛋了。
事實上，在前些日子的大國貿易摩擦中，只是貿易受阻，還不是停擺，就已經讓新加坡2019年GDP僅增長0.7%，十年最慢。直接「封城」帶來的經濟後果，新加坡估計連一秒都不敢想。
「動態防疫」有三個重點，及時反應、提高效率，減少恐慌，缺一不可。
我以前寫泰國的時候提過，中國是在2019年最後一天向世界衛生組織上報不明原因肺炎的。隨後，海外最早發現病例的泰國在1月3日就把防疫措施鋪滿了四大機場。
實際上，新加坡行動更早。 新加坡在機場測量武漢乘客的體溫，從1月2日就開始了。
1月23日，新加坡發現首例病例之後，對所有中國乘客都採取了體溫檢測。疫情初期，新加坡政府給每戶家庭免費發放4個口罩。
直到現在，如果需要，你還是可以在政府官網申領口罩。
2月2日，新加坡則宣布禁止所有過去14天曾到訪中國大陸的乘客入境和過境。2月4日，新加坡發現首例本地人傳人病例，立即將預警信號從黃色升級為橙色。
（2月10日中國移民管理局最新的消息）
可以看到，阻斷傳染源的努力，新加坡早就開始了，並且隨著傳染源的確診數增加，加強了隔離程度。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全國講話最後也對個人提出了防疫建議：勤洗手、每天量兩次體溫、有不舒服馬上看醫生。
新加坡民眾一直對政府的應對能力是有信心的，這建立在一次又一次的重大危機處置上。當年的SARS和2011年的地鐵巨大事故，都曾考驗過政府在大事件面前的應對能力。
更何況，新加坡的醫療水平之高，全球人民都有目共睹。世界衛生組織在最新的報告《World Health Report》中，對全球各國的醫療體系進行了比較，最後按照預期壽命進行了排名，新加坡排名第三，而中國位列64。
再加上我剛才提到的分診制，健康人群在家防疫，輕症病人在家庭醫生和社區門診就已經被處理了，重症病人會被送到大型綜合醫院治療，極大地避免了醫療資源的擠兌和社會衝突的爆發。
最近，微博上有位網友陳述了他在新加坡的緊張經歷。
這位網友起初的症狀是嗓子不舒服，去家門口的診所看醫生。當醫生得知他的室友最近剛從中國回來後，立刻將他關到了小房間。
很快，是一位全副武裝身穿防護服的醫生進來詢問情況。 十分鐘之後，他就被救護車送到了NCID（國家傳染病防治中心），開始了一些列的「症狀盤問」和檢查。
信息公開、嚴格的管控措施和專業的分診手段，又恰恰最大限度上降低了恐慌的出現。雖然仍然有人在超市搶購，但從社會整體的觀察來看，還是井然有序的。 我在以前的文章中也提過一個概念叫「信息疫情」，在歷史上每一次重大疫情爆發時都會出現，就是在海量的信息面前反而不知道哪些信息能夠幫助到自己，導致矯枉過正。 恐慌來源於未知，消除恐慌辦法之一，是信息透明。 新加坡人知道每一起病例的流行病學史，知道基本的防疫措施，知道有問題時該找誰，知道每一級別預警信號下自己應該做什麼，知道政府阻斷外界傳染源的努力是什麼。 新加坡看似「佛系防疫」，實則嚴防死守。
距離武漢實施「封城」，已經過去了將近三個星期。除武漢外，湖北省內其他城市和省外地區的新增確診數都連續下降了，但復工潮也已經開始了，湖北省內的疫情仍然不見明顯好轉，方艙醫院也是臨時而為之，全國對口支援才剛剛開始，一個99%的排查率還能掀起滔天巨浪……
武漢「封城」當然是正確的，但是城內人的束手無策，生活失序也是誰都能看到的現實。
一場涉及到每一個人的傳染病，是要從上到下每一個環節發力的，不是單憑喊口號和「一刀切」凍結就能一夜之間擊敗病毒。
政府最應該做的，是持續發布準確、專業、易懂的信息，動員每一個人，調動各種社會資源。剩下的，交給每一個在這場疫情風暴中的個體去決策。
這就是我們眼中的「佛系」政府，看似啥都沒幹，但每一個個體卻可以很容易地做出決策。這也是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敢叫健康人群不戴口罩的底氣。
從這個意義上說，新加坡再怎麼「佛系」，也根本不可能成為下一個武漢。恰恰相反，信息透明、及時反應、提高效率，這些在過去一個月，一直是疫情風暴眼所做不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