往更深的地方說，這體現了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一直延續下來的政府傳統——實用主義。一切決定都是為了取得最大效益而服務的。因此，如果不恰當應對疫情，導致社會秩序混亂，政府所要付出的維穩成本將會遠遠超出應對疫情本身的成本。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為了降低政府在應對疫情時的成本，新加坡把調動社會資源整合成一個預警系統，把醫療資源配置交給嚴格的分診制，把減少恐慌的責任交給信息公開制度，把保護的責任給回每一個個體。 李顯龍在全國講話中說： 「疫情如果真的失控了，追蹤每一個病例也是徒勞的。」
「健康的人不需要戴口罩。」 「做好個人衛生，輕症看社區，把重症資源留給老人、兒童和有併發症的人。」 處處都體現著效益第一的實用主義。
大疫之後，反思的觀點肯定很多。我不希望新加坡被遺忘。新加坡不會成為下一個武漢，等著看笑話的都歇了吧。
但是，武漢卻可以選擇成為下一個新加坡。提高政府的效率，重視個體的價值，把專業的事情交回給專業的人來做，別再迷戀用「一刀切」凍結社會的神秘力量。
最後再提一下，新加坡的Dorscon預警系統，這是2003年SARS事件之後才設立的，至今只亮起了兩次橙色預警。
一次是2009年的美國H1N1流感，另一次就是新冠肺炎。 我們對這個病毒還不了解，一切都可能發生，紅燈亮起的可能性還是存在的。 所以，時刻保護好自己，同時保持獨立判斷，很重要。
（來源：網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