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初的一天下班前，突然接到幼儿园的通知消息，说某个班级出现集体呕吐现象，请所有家长观察自己的孩子。当晚原本我在加班，便通知了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外婆。
果不其然，晚餐时间还一切正常，到了8点多小朋友就突然开始剧烈喷射状呕吐，几乎十分钟就吐一次，状况相当惊悚惨烈。
外婆一个人手忙脚乱，喊我们这对社畜父母赶紧回家。我匆匆忙忙给老板和同队组员发了个简讯，设置好邮件自动回复，立刻回家。期间也联系了幼儿园老师，询问其他同学的情况，果然大家差不多都在同时开始发作。
当时时间9点半左右，我问是否有小朋友去医院了，老师说目前还没有，有个小朋友发作的比较早，她妈妈带她去GP了（全科诊所）。
（图源：新加坡卫生部）
回到家，看到床上躺着一个病恹恹的小朋友，老母心疼的不行，又吐了两轮，吐到胃里没有东西之后，呕吐的频率就降低了，但不能喝水，一喝水就立刻又要呕吐，总算是暂时安稳了让我可以思考。
一桩一桩来吧，先打给保险经纪（这个条件反射是怎么形成的我也没理解），这种情况是否属于幼儿PA的保额范围，算不算集体食物中毒。保险经纪的建议是，如果你需要，现在她就可以打电话给私立医院预约床位，医院就会通知小儿科医生现在赶来，这个小儿科医生她很熟悉，医生会知道诊断书怎么写才可以涵盖保险。但如果能等到明天早上GP开了就可以看GP。
于是眼下三个选项摆在面前：
一、按照保险经纪的建议，预约床位后去私立医院 二、直接去KKH竹脚妇幼医院的A&E急诊部 三、明早再说
选项一乍听之下很合理，细一想又觉得不对，如果我指定需要看这位小儿科名医，那我为什么非要大半夜去住院，我明天去她的诊所不是一样的吗？
选项二，这是非常符合父母本能反应的一个选项，那如果去了呢，会遇到什么情况，KKH收治儿童住院的标准第一条Poor Feeding（摄食不佳），时间指标还没到，要符合这个标准，至少也要8-12小时以上无法饮水。如果我们现在去，大概率在等待两个小时后告诉我们“继续回家观察”，这么大半夜的把孩子送起来折腾这么一番，又是何必？
（图源：KKH）
排除法之下，居然最合理的是选项三。既然孩子很累，没力气想睡觉，能睡就让她睡，没有什么比休息好更重要；而且不止她需要睡，我们也需要啊，如果明天真的要住院，那就是另外一个困难模式了，我们必须赶紧洗个澡抓紧时间好好休息，达成共识之后大家都心安理得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上，呕吐频率基本和昨晚持平，但多少能喝一点水，我联系了一下幼儿园老师和其他同学家长，果然昨天一晚上，除了一个婴儿班的孩子太小去了医院之外（因为婴儿的住院指标更低），其他20多位出现剧烈呕吐症状的家长无一人带孩子前往A&E。
校长也发了公告，出现症状的小朋友和老师横跨五个班，人数众多，并且不断有新病例报上来。我注意到，有一位昨天休假的老师，今天也出现了症状。
坐下开始跟老公慢慢分析，如果昨天没有上班的老师，也出现了症状的话，那这个事件基本已经可以定性，首先不可能是食物中毒，食物中毒不会有这么长的潜伏期，排除食物中毒的同时，基本也可以排除细菌性污染（如大肠杆菌），这两个事件是不分家的，如果细菌性感染的话，目前只会症状越来越严重，不会有好转现象的；那么剩下的可能性，99%就是某种病毒传播，大小通吃这么激烈呕吐又在发作前毫无征兆的常见肠病毒，不太可能是轮状，最可能的就是诺如。
那么下一个问题摆在眼前了，如果是病毒性感染，还有必要就诊吗？不管是不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逻辑都是一样的啊，自限性疾病，症状周期结束后自然康复，药石无灵，最多缓解症状，让她舒服一点，但你带一个正在呕吐的小朋友去坐车是加重症状还是减轻症状？是不是本末倒置了？想通了就继续让小朋友躺平，行吧，诊所也不用去了，保证能喝点水吃点糖，不要低血糖就行。
实锤来的比我想像的还要快。一天之后，外婆开始出现呕吐，四小时后，我开始出现呕吐，当天夜里，爸爸也开始出现呕吐，至此全家团灭，症状高度一致，连潜伏期也都和我们初次接触患儿的时间高度一致，准准的48小时，这不是诺如还能是什么？那时候娃已经三天症状结束活蹦乱跳的了，一个大闹天宫的孩子和三个病恹恹的不会动大人，这就是另一个灾难现场了。
事后回想，为什么总有人说，海外生病都自己在家里扛，不到病的快死了不会去医院?好吧，我们确实是。但这个思维路径的形成，并不是突然发生的，病急乱投医，这才是符合人类本能的反应，任何反本能的习惯养成，一定有它背后的逻辑。
看医生嘛，无非就是求医问药两回事。先说求医。在新加坡，政府医院和重组医院，都是严格遵照循证科学的，也就是说，你想去医院求个安心，这件事是不太可能发生的，医院会非常坚持的拒绝你的一切安慰性诊疗需求。
我的孩子是过敏患儿，我曾经和KKH过敏科的主任争执了很久，他仍是拒绝给我孩子做一个国内流行的昵称小黄盒的过敏源测试。一次一次谆谆善诱，IgG及其亚类诊断食物不耐受不具有临床相关性，没有循证依据，缺乏足够的质量控制，不应该开展。
即使没有任何的不舒服，对食物的IgG抗体通常在健康成人患者和儿童中都能检测到。没有可靠的证据能证明，在诊断食物过敏或不耐受时，检测IgG抗体是有用处的，最后只能我败下阵来。
再说问药。我讲讲两个自己在KKH的真实体验，一次是孩子六个月的时候，连续腹泻三天，去KKH问诊，医生告知“这么小的孩子没有药可以用，没有证据显示任何止泻药物对婴儿有效，但风险是明确的”；另一次是孩子一岁半感染RSV之后，持续咳嗽一个月没好，问KKH，医生从抽屉里拿了一副耳塞放桌上，“你问我需要配什么药，那你用这个吧，把大人的耳朵堵上就行了”。
（图源：Facebook/KKH）
但，与此同时，诊所却并不会严格遵照循证科学，你还是可以从诊所拿到一些相对“理念过时”又“众所周知”的药，毕竟在“没好处”和“吃不出大事”之间还是有很大的操作区间的。
分层医疗就是这种自然形成的，你在医院得不到的安慰，但在诊所可以得到，你有“备一些药，用不用再说”的需求，医院满足不了，但诊所可以满足，那你生病的时候会不会先自己想一想你的需求到底是什么？这种经历来个几次，你还会不会迷信事事都得去医院？
但，相反的，如果医院进门就给你查个血常规肝功能来个大全套，走的时候必开一堆药，那么下一次你是不是有个头疼脑热是不是总觉得觉得“还是去看一下安心吧”？
百因必有果，十多年来政府医院严格拒绝安慰性医疗和用药，不仅仅为公立医院的形象获得了良好的声誉（你接触过保险业者就知道，政府医院的医疗账单在保险业是多么强力的证据，也因为政府医院的这种“节省”，才使民众的医疗保费始终维持在可控可负担范围），更成了冠病大流行期间保护医疗体系不崩溃的最大防护盾。
虽然总还会有部分恐慌的人要往急诊室里冲，但理智的绝大多数国人，一起联手守护了我们的医疗系统。哪怕在冠病住院率巅峰期，新加坡中央医院依然可以在三小时内完成一台紧急心脏手术。
关于医疗系统是应该保护民众还是民众应该保护医疗系统的争议，从来也没有停过，但是冠病大流行让我们知道，这两件事本就是相辅相成，只有民众可以保护医疗系统的时候，医院才可以保护民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