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年代上华校，华文和中国的氛围很浓。课外书都是看中文书，我小学就爱看历史故事、成语故事。而且，到了儿童节，老师还会带大家到附近的黄金戏院看中国电影。我记得很清楚，其中一个就是《小铃铛》。
我在黄金戏院还看过不少中国电影，包括《祝福》《神笔马良》《甲午风云》《少林寺》《西安事变》《开国大典》《周恩来》《霸王别姬》等等。那个年代，看电影是件大事，父亲带我们兄妹看电影之前，还要求我们必须先洗澡，干干净净才能去看电影。
1981年，我考进了华中。同年九月，新加坡与中国互设贸易代表处。实际上，这是在建交之前的非正式外交机制。
正是因为小学的华文氛围浓，到了华中念中学时，我就负责中一的班级壁报，喜欢在壁报上写三国故事。最好笑的是历史课，老师批评说，振义的历史测验成绩就像股市，高高低低，考中国历史就高分，考西方历史就不及格。
其实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一看到巴比伦、十字军东征这些，就懒得看，更懒得背；读到中国历史，就兴致勃勃。
华中对我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就是双语教育。我小学念华校，学的是英文第二语文。但是，上华中之后，由于华中是特选学校，华文、英文都是以第一语文水平教授。
（9月30日，智慧文创出版英文版《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
1988年，李光耀问自己，“一百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
2023年，为了纪念李光耀百岁冥诞，出版华文书《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收录李光耀推行的多项政策，对新加坡影响很大，其中一个就是“双语教育”。
就是因为华中给我中、英文第一语文的双语教育，才让我后来在职场上能够从容游走于中文、英文两个世界，也让我对自己中华文化的根有比较深层的认识和认同。
前两天，英文版《100年后新加坡还存在吗？》也出版了，可在友谊书斋、大众书局、草根书室、友联书局、Kinokuniya和卓尔书店购买。
（中新建交35周年照片展，有关于新航开通北京航线以及招收中国籍空姐的历史照片，欢迎参观。图源：新华社）
第一次实地感受中华文化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第一次坐飞机。当时我们学校乐队代表新加坡到马来西亚参加比赛。同年1985年5月15日，新航开通上海、北京航线，拉开了与中国内地通航的序幕。当时我就想，要是年底这场比赛是在中国，该有多好！
到了高中时期，很羡慕那些拿政府奖学金到台湾念中文系的学长学姐。到今天，新加坡政府奖学金也可以到北大清华等大陆著名高校留学，而且门类不仅中文系。可见两国关系发展之全面和高速。
1988年，我第一次实地感受中华文化。那一年，我到了台北。所见、所闻，完全就是我对中华文化的期待和仰慕。尤其喜欢台北的书店，当然，卤肉饭、焢肉饭、鹅肉、烧肉粽等等，都是回味无穷的美食。
一向附庸风雅。到了台湾看到好多刻印章的小店，来来回回走了几遍，实在忍受不了诱惑，忍痛掏钱刻了个牛角质地的姓名章。回到新加坡之后，满怀欣喜地把家里所有的书，在扉页上都把它盖上了。前几年，我在台湾师范大学教书，又看到了刻章的店。这次不再犹豫，给女儿刻了个章。我心想，希望孩子长大之后也能有一些中华文化气质。
当时入境台湾还有个规定，就是不能携带有任何带着“中国”的东西。所以，连带有“中国制造”四字的小锁头也不能用。当然，后来就没有这种要求了。
中国的崛起就在眼前
两年半服役之后，1990年进了大学，自然而然选了中文系。那一年10月3日，新加坡、中国正式建交。
到了1993年，中文系出现两件事，都跟中国有关系。一个是引入了好几个年轻的中国大陆老师，包括张敏、张洪明等，教学方式让我们耳目一新，至今令我受益匪浅。
（林徐典荣休。图源：中文系第13届毕业特刊）
另一个是林徐典教授卸下系主任一职。林教授的学术成就在此不赘述，他在荣休仪式上的一番话，我记忆犹新，大意是说，中文系的同学们不必担心前途如何，因为中国的崛起就在眼前，中文系毕业生恰逢其盛，今后大有可为。
毕业之后，我当了几年消防官，后来，回到国大念MBA。恰恰是这个MBA，让我人生发生了变化。
在念MBA之前，我总是觉得，文人就应该清高，温饱就行，挣钱做生意这种事，文人不屑也不必碰。但，读了MBA，我才开始发现，原来经商也有其中的学问和修养。更重要的还有两个事。一个是我选修了不少跟中国有关的课，如“中国商务”“中国与WTO”，开始对现代中国商务感兴趣；另一个是我接触了不少中国留学生，对中国人的学养、见识、经历，刮目相看。从此对中国的兴趣更浓厚了，一心想到中国去发展。
在上海当外交官
所以，过了不久，当新加坡贸易发展局招人的时候，我毅然“投笔从戎”。很快的，在我面前掉下了两个天大的好机会。
首先，我在总部担任华南与港澳处长，后来，也开始负责山东、四川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让我直接接触中国官员、中国企业，学到了不少，也交到不少好朋友，尤其在山东省外经贸厅。
然后，第二个天大的机会来了。驻上海商务领事职位要轮换，局里本来物色好了人选。偏偏这位老兄是“红毛派”，不喜欢中国，不愿去。局里只好重新物色。结果这个美差就落到了我头上。
2002年初，我外派上海，担任商务领事。在这个任上，我负责协助新加坡企业在长三角地区投资。那几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突飞猛进，有目共睹。物价也突飞猛进，我刚到上海时，请客吃饭只要不点鱼翅鲍鱼这类名贵菜，基本可以不必看价格，随便点。2013年，我在北京大董请客时，一看菜单吓了一跳，除了一个凉菜，其他价格都是三位数；即便是凉菜，也只是其中一道是两位数，其他都是三位数。
（在新加坡—山东经贸理事会做简报）
两年后，2004年我下海。跟两年前同事抗拒去上海完全相反，我辞职的消息一传出，马上有好几位年轻同事毛遂自荐。尽管前后只差这么两年，中国已成了香饽饽，人人抢着要。
从担任驻上海商务领事开始，我的每个工作岗位都跟中国有关。2004年到一家上市公司的泰兴公司担任总经理；2007年到北京，担任中国新加坡商会的首任全职总监，后来担任美国跨国公司的北京大区经理；2011年担任通商中国首任总经理；2012年担任新加坡国立大学中国事务处主任。2015年担任隆道研究院总裁等等。目前在《新加坡眼》，也是跟中国读者打交道的多。
（9月25日，参与“中新媒体人座谈会”。图源：新华社）
我家四代人，祖父母先是清朝子民，然后是民国百姓，然后是民国侨民，然后是日本占领时期的牛马，然后是马来西亚公民，最后成了新加坡公民；第二代，父亲母亲也经历了侨民、沦陷牛马、马来西亚公民、新加坡公民的过程；我是第三代，一出生就是新加坡公民，但与中国关系很密切。到了我孩子这一代，跟中国的关系就更加密切了。母亲原籍中国不说，她第一次出国就是去中国台湾，那时才两岁；再大一些，几乎每年都去中国大陆，有时一年还去两三次。而且，在幼儿园里就有中国新移民朋友，不像我，一直到20多岁念大学才开始接触中国人。
在90年代末之前，新加坡的中国新移民不多。那个年代，在公共场地如果听到中国口音，肯定会转头看一眼，因为少见。而且，那个时候，新加坡的中餐主要都是传统粤、闽、琼、潮汕、客家菜，极少有中国其他地区的菜馆，百胜楼的天津馆是一家。
（中国汾酒，享誉全球。图源：厦门公会闽南语讲演会）
现在呢？中国新移民、中国客工、学者学生、教师、护士、巴士车长，到处都是。中国菜更不必说，川菜、湘菜、河南菜、江浙菜、新疆菜、东北菜等等，几乎什么都有。中国式烧烤更是满大街都是。以前新加坡不怎么喝中国白酒，现在喝白酒的越来越多，比如汾酒、茅台。
不仅传统行业，就连前沿的中国机器人，也走进了新加坡。新加坡副总理到深圳时，也打卡了“中国智造”。
现在中国已进入到新加坡的方方面面。同样的，新加坡也进入中国的方方面面。自2007年以来，中国是新加坡的首要投资目的地。到了2013年，新加坡成为中国的最大投资者，这个记录一直保持到今天。
前不久，新加坡外长维文说，新加坡独立以来取得的发展，归功于一些因素，其中一个就是中国的改革开放。
今天是中国国庆，谨以此文，祝中国朋友国庆快乐！祝中国现代化更加绚丽！一荣俱荣，一个富强的中国，是大家的福气。
就如中新建交35周年照片展的主题“一衣带水，携手同行”，祝新、中两国友谊长存！祝两国人民友谊历久弥新，两国交流合作深化巩固！
最后，借新加坡本地华人敬酒的方式，祝中国：“兴啊！旺啊！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