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机场或飞机上失态大闹的事件，时有所闻。
这些不寻常甚至反社会的行为包括在航班信息显示系统前做瑜伽、醉酒后发生争执甚至是严重到试图在飞行途中打开飞机舱门等。
这些行为似乎在近年来变得愈发严重，航空暴力事件和因此导致航班须改道的情况也日益增多。
红蚂蚁随手搜一搜，过去一周就有两起“空中愤怒”事件。
2月1日：从樟宜机场飞往香港的国泰航空CX690航班，一名男乘客疑将椅靠背完全倾斜，也让他2岁女儿在机舱里跑来跑去，打扰了其他乘客。当他身后的女乘客让他把椅背抬高时，他开始破口大骂，甚至爆粗反驳他没将靠椅倾斜，也指对方骂他的孩子。
2月6日：从樟宜机场飞往中国上海浦东机场的新加坡航空SQ826航班，原定于凌晨1时15分起飞，但一名乘客在飞机滑行时辱骂乘务员甚至动粗。为确保其他乘客和机组人员的安全，机长在评估后决定返回登机口，让涉事乘客和同伴下飞机，并交给有关当局处理。航班经过一小时46分钟的延误后，在凌晨3时01分起飞。据了解，那两名乘客与机场保安人员沟通后，乘搭下一趟航班前往目的地。
@chloeluna7305
In the end, she got off the plane and they have to locate and remove her luggages... before the flight could resume...
♬ original sound - 出发了
究竟是因为现在正值春节旅游旺季，更多人出游，所以失态行为也随之增多？
或者真的是酒精惹的祸？
这类事件促使人们呼吁减少甚至禁止在机场和飞机上销售酒类。
欧洲最大的廉价航空瑞安航空（Ryanair）更因此要求欧盟在机场实行每名乘客2杯的酒类限制。
机场嘈杂和拥挤环境导致焦虑
据了解，乘客行为失常不仅仅是自身原因，还与机场的环境息息相关。
英国利兹贝克特大学（Leeds Beckett University）的心理学高级讲师Steve Taylor探讨了其中的心理因素。这份报告被刊登在科学杂志《对话》（The Conversation）上。
Steve指出，许多度假者认为探险从机场开始，这使他们的心态与平常不同。他们迫不及待地想以精彩的方式开启一两周的轻松享乐时光。
然而，有一些人对飞行感到焦虑，这也可能导致他们表现反常，而选择借助酒精来缓解情绪。
嘈杂的人群和机场的拥挤环境更加剧了这种情绪的滋生。正如环境心理学所指出的，人类对周围环境极为敏感，容易因拥挤与噪音等压力源而感到不堪重负。
压力和焦虑会产生易怒的情绪，这不仅仅是暂时的，而是会持续存在。通常容易焦虑的人更容易产生愤怒情绪，而暂时的焦虑情绪往往会引发突然一阵怒气的爆发。
樟宜机场第四搭客大厦，选用地毯就是为了降低人们行走和拖行李的噪音。地毯比硬质地面更加柔软，能够缓解长时间行走带来的疲劳。（STEPHANIE YEOW）时间、空间、个人边界都变得模糊
在Steve看来，我们还需要从心理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待机场。心理地理学主要研究地点对人们情绪和行为产生的影响，尤其是在城市环境中。
在北欧的凯尔特文化（Celtic cultures）中，有一个“薄地”（thin places）的概念，通常指神圣的树林或森林，即在物质和精神世界之间的过渡地带。
从心理地理学的角度来看，机场也可以被视为一种“薄地”。
通过安检后，我们进入的是一个“无人区”，没有明确的国界，时间和空间的概念也变得模糊不清。乘搭一些航班，甚至可以跃进未来的时间，或者回到过去。
以新加坡飞往洛杉矶为例，假设航班从新加坡的上午10点起飞，由于新加坡位于东半球，而洛杉矶位于西半球，两者之间的时差为16小时（新加坡比洛杉矶快16小时），所以飞机在飞越国际日期变更线的那一刻，它实际上会让乘客“回到”之前的一天。
能够掌控时间能够让我们感到可以掌控生活，然而失去这一点却可能成为焦虑的另一个来源。
从另一个角度看，机场是一个缺乏当前时刻感的地方。每个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未来，期待着抵达目的地后的探险。这种强烈的未来导向，在航班延误时，就会带来重大的挫败感。
当人们得知航班延误时，心情往往变得特别糟糕，因为他们的预期和计划被打乱。这种失控感会增加焦虑和压力，更容易导致乘客与地勤人员或机组人员发生冲突或口角。
机场是应该相聚也是一个分离的地方。（联合早报）
此外，机场环境也有可能让个人边界变得模糊。
除了激发反社会行为之外，机场还可能促成亲社会行为。例如，陌生人之间分享旅行计划，甚至表现出异常亲密。在这个无人区里，正常的社交禁忌似乎不再适用，酒精也进一步增强了这种社交亲密感。
红蚂蚁就发现，每逢独自坐飞机的时候，隔壁座位的人无论男女都会找我攀谈，然后很多时候我也不介意回复他们，反正要一起“相处”好几个小时。
由于时间和地点的模糊感，机场容易给人一种迷失方向的感觉。
我们通常会通过时间和地点来定义自己，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和熟悉环境中的角色。一旦这些标识失去，就有可能会感到迷茫。
然而，对于一些人来说，机场的这种“迷失感”也可能带来解放的效果。身处时间模糊的地带、站在时间的边缘，有时就像是从监狱中被释放出来。
同样的，身份的变动也能带来解放感。身份感对心理健康至关重要，但过于拘泥于固定角色也可能让人感到窒息。像演员被困在同一个电视剧角色中，我们渴望测试自己，迎接新挑战。因此，走出日常生活和熟悉的环境，反而会让人感到焕然一新。理想情况下，这种自由感能延续到我们旅行中的每一刻，但也有可能激发我们“过度解放自我”而表现出反常行为。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这种变化可以看作是从我们熟悉的文明，自我转向了更为原始的本能部分，即弗洛伊德所说的“本我”。
本我是我们欲望和驱动的源泉，是情感和攻击性的所在，且要求即时满足。本我通常受到自我（ego）的控制。然而，一旦酒精或药物松动了约束，本我就有可能彻底占据主导地位，带来混乱。
Steve认为，虽然禁止机场酒精可能听起来有些极端，但考虑到机场环境中激发反社会行为的多重因素，或许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解决办法。
除了环境心理因素之外，旅游意味着放松和暂时脱离日常生活，这种“逃避现实”的心态让一些人觉得自己可以放松自律，释放平时积压的压力和欲望。这种情况下，失态行为（如饮酒过度、过于放纵等）更容易发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