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機場或飛機上失態大鬧的事件，時有所聞。
這些不尋常甚至反社會的行為包括在航班信息顯示系統前做瑜伽、醉酒後發生爭執甚至是嚴重到試圖在飛行途中打開飛機艙門等。
這些行為似乎在近年來變得愈發嚴重，航空暴力事件和因此導致航班須改道的情況也日益增多。
紅螞蟻隨手搜一搜，過去一周就有兩起「空中憤怒」事件。
2月1日：從樟宜機場飛往香港的國泰航空CX690航班，一名男乘客疑將椅靠背完全傾斜，也讓他2歲女兒在機艙里跑來跑去，打擾了其他乘客。當他身後的女乘客讓他把椅背抬高時，他開始破口大罵，甚至爆粗反駁他沒將靠椅傾斜，也指對方罵他的孩子。
2月6日：從樟宜機場飛往中國上海浦東機場的新加坡航空SQ826航班，原定於凌晨1時15分起飛，但一名乘客在飛機滑行時辱罵乘務員甚至動粗。為確保其他乘客和機組人員的安全，機長在評估後決定返回登機口，讓涉事乘客和同伴下飛機，並交給有關當局處理。航班經過一小時46分鐘的延誤後，在凌晨3時01分起飛。據了解，那兩名乘客與機場保安人員溝通後，乘搭下一趟航班前往目的地。
@chloeluna7305
In the end, she got off the plane and they have to locate and remove her luggages... before the flight could resume...
♬ original sound - 出發了
究竟是因為現在正值春節旅遊旺季，更多人出遊，所以失態行為也隨之增多？
或者真的是酒精惹的禍？
這類事件促使人們呼籲減少甚至禁止在機場和飛機上銷售酒類。
歐洲最大的廉價航空瑞安航空（Ryanair）更因此要求歐盟在機場實行每名乘客2杯的酒類限制。
機場嘈雜和擁擠環境導致焦慮
據了解，乘客行為失常不僅僅是自身原因，還與機場的環境息息相關。
英國利茲貝克特大學（Leeds Beckett University）的心理學高級講師Steve Taylor探討了其中的心理因素。這份報告被刊登在科學雜誌《對話》（The Conversation）上。
Steve指出，許多度假者認為探險從機場開始，這使他們的心態與平常不同。他們迫不及待地想以精彩的方式開啟一兩周的輕鬆享樂時光。
然而，有一些人對飛行感到焦慮，這也可能導致他們表現反常，而選擇藉助酒精來緩解情緒。
嘈雜的人群和機場的擁擠環境更加劇了這種情緒的滋生。正如環境心理學所指出的，人類對周圍環境極為敏感，容易因擁擠與噪音等壓力源而感到不堪重負。
壓力和焦慮會產生易怒的情緒，這不僅僅是暫時的，而是會持續存在。通常容易焦慮的人更容易產生憤怒情緒，而暫時的焦慮情緒往往會引發突然一陣怒氣的爆發。
樟宜機場第四搭客大廈，選用地毯就是為了降低人們行走和拖行李的噪音。地毯比硬質地面更加柔軟，能夠緩解長時間行走帶來的疲勞。（STEPHANIE YEOW）時間、空間、個人邊界都變得模糊
在Steve看來，我們還需要從心理地理學的角度來看待機場。心理地理學主要研究地點對人們情緒和行為產生的影響，尤其是在城市環境中。
在北歐的凱爾特文化（Celtic cultures）中，有一個「薄地」（thin places）的概念，通常指神聖的樹林或森林，即在物質和精神世界之間的過渡地帶。
從心理地理學的角度來看，機場也可以被視為一種「薄地」。
通過安檢後，我們進入的是一個「無人區」，沒有明確的國界，時間和空間的概念也變得模糊不清。乘搭一些航班，甚至可以躍進未來的時間，或者回到過去。
以新加坡飛往洛杉磯為例，假設航班從新加坡的上午10點起飛，由於新加坡位於東半球，而洛杉磯位於西半球，兩者之間的時差為16小時（新加坡比洛杉磯快16小時），所以飛機在飛越國際日期變更線的那一刻，它實際上會讓乘客「回到」之前的一天。
能夠掌控時間能夠讓我們感到可以掌控生活，然而失去這一點卻可能成為焦慮的另一個來源。
從另一個角度看，機場是一個缺乏當前時刻感的地方。每個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未來，期待著抵達目的地後的探險。這種強烈的未來導向，在航班延誤時，就會帶來重大的挫敗感。
當人們得知航班延誤時，心情往往變得特別糟糕，因為他們的預期和計劃被打亂。這種失控感會增加焦慮和壓力，更容易導致乘客與地勤人員或機組人員發生衝突或口角。
機場是應該相聚也是一個分離的地方。（聯合早報）
此外，機場環境也有可能讓個人邊界變得模糊。
除了激發反社會行為之外，機場還可能促成親社會行為。例如，陌生人之間分享旅行計劃，甚至表現出異常親密。在這個無人區里，正常的社交禁忌似乎不再適用，酒精也進一步增強了這種社交親密感。
紅螞蟻就發現，每逢獨自坐飛機的時候，隔壁座位的人無論男女都會找我攀談，然後很多時候我也不介意回復他們，反正要一起「相處」好幾個小時。
由於時間和地點的模糊感，機場容易給人一種迷失方向的感覺。
我們通常會通過時間和地點來定義自己，知道自己在日常生活和熟悉環境中的角色。一旦這些標識失去，就有可能會感到迷茫。
然而，對於一些人來說，機場的這種「迷失感」也可能帶來解放的效果。身處時間模糊的地帶、站在時間的邊緣，有時就像是從監獄中被釋放出來。
同樣的，身份的變動也能帶來解放感。身份感對心理健康至關重要，但過於拘泥於固定角色也可能讓人感到窒息。像演員被困在同一個電視劇角色中，我們渴望測試自己，迎接新挑戰。因此，走出日常生活和熟悉的環境，反而會讓人感到煥然一新。理想情況下，這種自由感能延續到我們旅行中的每一刻，但也有可能激發我們「過度解放自我」而表現出反常行為。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這種變化可以看作是從我們熟悉的文明，自我轉向了更為原始的本能部分，即弗洛伊德所說的「本我」。
本我是我們慾望和驅動的源泉，是情感和攻擊性的所在，且要求即時滿足。本我通常受到自我（ego）的控制。然而，一旦酒精或藥物鬆動了約束，本我就有可能徹底占據主導地位，帶來混亂。
Steve認為，雖然禁止機場酒精可能聽起來有些極端，但考慮到機場環境中激發反社會行為的多重因素，或許這是目前唯一有效的解決辦法。
除了環境心理因素之外，旅遊意味著放鬆和暫時脫離日常生活，這種「逃避現實」的心態讓一些人覺得自己可以放鬆自律，釋放平時積壓的壓力和慾望。這種情況下，失態行為（如飲酒過度、過於放縱等）更容易發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