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喜欢带的一条Citywalk路线，从福康宁山走到新加坡河，不过一两公里，却跨越了这座城市七百年的历史。
山顶是起点。马来人曾称这里为Bukit Larangan，意为“禁山”。
十四世纪的淡马锡（Temasek）王宫据信就在山上，考古学家从1980年代起在这里发掘出大量元代前后的中国瓷片。
1822年，莱佛士在山上盖了自己的住所；一个世纪后，英军在山腹的地下指挥所（Battlebox）里，做出了1942年2月15日向日军投降的决定，英军司令白思华（Arthur Percival）当天下午就在武吉知马福特车厂签了降书。
下山往河边走，穿过殖民地时代的政府建筑群，就到了旧国会大厦后面的新加坡河北岸。这里立着一尊白色的莱佛士像，双手交抱，望向河口。据说这就是他1819年上岸的地方。
莱佛士是谁？
以下这段是新加坡上历史课都知道的故事。
莱佛士（Sir Thomas Stamford Raffles，1781–1826）是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官员。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占领荷属爪哇，他在1811至1816年间出任爪哇副总督；战后爪哇归还荷兰，他转任苏门答腊明古连（Bencoolen）副总督，一心要在马六甲海峡替英国另找一个据点，与荷兰人抗衡。
1819年1月他在这里登岸，2月6日与柔佛的胡先苏丹和天猛公签约，取得设立商站的权利，并把新加坡办成不收关税的自由港。
五年后的1824年，英荷两国签订条约划分势力范围，新加坡从此确定归英国。说起来，莱佛士的新加坡，本来就是在与荷兰人的竞争中诞生的。
走到这里，我总会停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很多前殖民地在政权更迭后都推倒了殖民者的雕像，甚至把城市和街道的名字都改了，但为什么新加坡没有？
答案牵涉到一位荷兰经济学家——魏森梅斯博士（Dr Albert Winsemius，1910–1996）。他在1961至1984年间担任新加坡政府首席经济顾问，前后二十三年，被许多人视为新加坡经济起飞的“幕后设计师”。
1960：一个本来只打算来一次的人 1960年10月5日，魏森梅斯率领联合国技术援助考察团抵达新加坡，评估这座城市工业化的可能。此时新加坡取得自治才一年。他战后曾任荷兰经济部工业化事务总局长，主管荷兰的工业重建，熟悉一个小国如何从废墟中重建产业。
当时的新加坡并不乐观：人口约160万，四成以上是15岁以下的孩子，失业严重，罢工频繁，转口贸易已不足以养活这么多人。
他在1961年提交的报告，给出了一套清晰的方向： 以劳动密集的制造业吸收失业人口，从衬衫、睡衣这类轻工业做起敲开大门，积极吸引外国企业投资设立专责招商的机构，经济发展局于1961年成立，韩瑞生任首任主席。开发裕廊工业区，以与马来亚组成共同市场为前提，扩大工业品的销路。
最后一条后来落空了。1965年新马分家，共同市场无从谈起，魏森梅斯于是劝新加坡把目光投向西方市场，维持自由港地位，面向全世界。
按惯例，联合国专家给完建议就离开。但魏森梅斯被吴庆瑞和韩瑞生请了回来，此后每年来访两次，每次约三周，一做就是二十多年。
为什么要让莱佛士留下来
魏森梅斯最早给李光耀的建议里，有几条超出了纯经济的范围，比如保留莱佛士像。这是1960至61年的事，当时新加坡还是英国治下的自治邦，离独立还有五年。
李光耀在1996年的悼文里转述了他的逻辑：外国投资者在观望，想看这新上台的政府会怎样处置莱佛士的雕像。留下它，等于公开表态新加坡接受英国留下的遗产，不会走激进排外的路线。
李光耀也乐意保留，因为莱佛士毕竟是现代新加坡的开埠者。
今天游客在河边看到的白色像是复制品，铜像原件仍立在维多利亚剧院与音乐会堂前。
魏森梅斯不只写报告，还亲自登门，游说跨国企业来新加坡。他的人脉横跨欧美，拉来的也并不只是荷兰公司。
石油业是最早的一笔。英荷合资的壳牌早在1890年代就在毛广岛设了油库，在他的推动下，壳牌和美国的埃索先后在新加坡建起炼油厂，为日后的炼油与石化业打下基础。
到1970年代，新加坡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电子等技术含量较高的制造业。这时他走进了自己祖国的电子巨头飞利浦，亲自说服它在新加坡设立生产厂。飞利浦后来成了本地电子业的支柱之一，和前后脚到来的德州仪器、惠普等美国电子厂一起，撇起了新加坡的电子业。
我小时候就住在大巴窑，经常经过那里的飞利浦工厂。那时只觉得它是邻里一座再寻常不过的工厂，很多年后才知道，它背后是一位荷兰经济学家亲自跑去说服的结果。
到了1970年代初，新加坡经济快速增长，劳动力已达到全民就业。1970年，魏森梅斯又预言新加坡将在六到八年内完成工业化，建议与其再盖工厂，不如投资大学和技术学院，为输出“脑力服务”做准备。
二十多年里，魏森梅斯与李光耀、吴庆瑞和后来还有吴作栋紧密合作。他没有正式官职，却能直言不讳，是少数李光耀愿意认真听取的外国人。
他在1966年获颁新加坡杰出服务勋章，1970年获新加坡大学（今新加坡国立大学）颁发荣誉文学博士学位。
1996年12月4日，他在荷兰海牙因肺炎去世，享年86岁。李光耀在给家属的唁函中说，他对新加坡发展的深切关注是新加坡之幸，自己以曾是他的朋友为荣。
次年（1997年），南洋理工大学设立“魏森梅斯讲座教授”职位（Albert Winsemius Professorship），至今仍在。
2009年，新加坡西部有一条路以他命名，叫Albert Winsemius Lane。2022年，南大教授Euston Quah团队还出版了近千页的《Albert Winsemius and Singapore: Here It Is Going to Happen》。
2015年李光耀逝世，魏森梅斯的女儿Ankie和儿子Pieter以“李先生生前好友”的身份受邀出席葬礼。Pieter Winsemius本人曾任荷兰住房、规划与环境部长。
下次走到河边那尊白色的莱佛士像前，不妨记得：让他继续站在那里的，是一位荷兰人的经济算盘。
关于作者
叶孝忠，新加坡作家、出版人、文化策划人及导览员。多年来从事旅行与文化书写，足迹遍及亚洲多个国家和地区，出版超过二十部作品，包括《12345》《食遇》《慢行不丹》《缅甸逆旅行》《我给新加坡写了一本马来西亚》以及近期出版的《离开不丹以后》等。 他最近在新加坡市区开设了一家会员制的脚遛书店，通过各种主题的讲座和Citywalk，让你走进新加坡和南洋的生活。 他曾担任《孤独星球》（Lonely Planet）中国及亚洲地区出版工作，也长期为《联合早报》等媒体撰写专栏。除了写作与出版，他也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担任兼任高级讲师，将设计思维、城市观察与文化产业带入课堂。 近年来，他也曾参与新加坡作家节华语节目的策划，并持续通过讲座、City Walk、旅行及脚遛书店的活动，把文学、旅行、建筑、城市与地方文化连接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