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即将迎来一次看似无风无浪、实则暗流汹涌的大选。执政长达60年的人民行动党（PAP）从未真正输过，但这一届选举，却将是其新一代领袖黄循财的试金石。在全球秩序剧变、民生压力激增、在野势力蠢蠢欲动的背景下，表面的“稳如磐石”背后，掩藏着选民情绪的悄然转变。本文尝试剖开这座“模范城市国家”的政治肌理，看清政权更迭前夜的不安与可能。
核心提要：
1.选情稳中藏变，得票率成风向标：本次大选虽无悬念地由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黄循财能否以高票赢得“政治继承权”，成为检验其号召力与党内团结的关键。跌破60%的得票线，将被视为民意警告。
2.制度设计引发在野党不满：在野党痛批选举制度不公，从高额押金到超短竞选期、不断调整的选区划分都被质疑为“制度性封锁”。对制度信任的缺口，正逐渐转化为选票行为的微妙游移。
3.经济压力蔓延至选票意向：物价飞涨、组屋高企与生活成本压力，令不少新加坡人产生“纸面富裕感”下的实际窘迫。尽管政府派发补贴，选民是否买账，或将反映在选票上。
4.在野党虽弱，却有议会扩张空间：即使在野阵营无法撼动PAP执政地位，但选区布局变化与公众情绪波动，为他们争取更多议席提供了可能。工人党与进步党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观察对象。
5.危机政治话术面临挑战：执政党一再诉诸“全球动荡论”与“稳定压倒一切”的话术，但选民对此叙事的耐心正在耗尽。黄循财时代是否能跳出李氏家族的危机论老路，尚待观察。
一场风平浪静的大选，还是一场无声的抗议？
新加坡政坛素有一句老话：乱世之中，选民求稳。这句政治箴言，曾为人民行动党（PAP）在长达六十载的执政生涯中屡试不爽。但今时不同往日，眼下人们关注的，不再是PAP能否取胜，而是它还能赢得几分风光。
5月3日，全国选民将走进投票站，选出新一届国会。新任总理黄循财，是六十年来第四位国家领导人，也是在李光耀家族之外继李显龙之后的又一位总理。他此役力求争取压倒性支持，引领这个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小国，应对一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界。次选举共有97个议席开放角逐，其中5席因无竞争对手自动当选，投票为强制义务。
胜选不代表认同：PAP的“选票焦虑症”
表面看似大胜，也未必高枕无忧。2020年，PAP虽夺下89%的议席，却只拿下61%的选票，创下历史低点，引发党内深度反思。此后，该党收紧部分外籍劳工准入政策，放宽年轻人购屋资格，并废除禁止男同性性行为的旧法条，却仍执意两次提高消费税。
那场选举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趋势：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持续下滑，虽然2015年短暂回升；而“自动当选”的选区也大幅减少。如今反对党阵营，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布局全国。正如前PAP议员辛格所言：“这将是一场标志性选举。若得票率跌破六成，便是PAP必须转变的信号。”
倘若执政党成绩不理想，最有望崛起的便是工人党。他们主张让年轻未婚者更容易获得组屋，对最富有的1%征收财富税，并设定15%的企业最低税率。
而PAP想再续过去六十年的辉煌，已非易事。当今选民更渴望多元声音，政治血统的加持亦不再神圣。新加坡，这个从殖民港口一跃成为金融和贸易重镇的国家，正在步入不确定的新纪元。
吃饭、养老、未来感：选民的不安谁来安抚？
人民行动党为国家赢得了物质上的奇迹：世界一流的生活水准、现代高效的医疗与交通系统、以及覆盖九成国民的住房政策。但这一切无法抵御全球浪潮来袭。
眼下，高企的食品、房地产和汽车价格，让民众倍感压力。黄循财则大手笔动用国家储备资金，扩展社会保障网，为餐饮、交通、养老等方面注入补贴——而这，是否足以稳住政权地基，还有待选票揭晓。
尽管人民行动党（PAP）在疫情期间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加强社会保障，新加坡选民面临的现实压力仍未缓解。与2020年上一次大选相比，目前消费价格平均上涨了17%。这种通胀激增的局面，令人回想起2011年PAP得票率跌至历史低点时的情况——那也是因民生问题激起选民不满的一年。公共住房价格也飙升，组屋成本节节攀升。
对手不是不努力，是选制太“巧妙”
在野阵营由大约十个不同政党组成，虽然力量分散，但他们正希望在上届选举取得的有限战果上更进一步。反对党普遍认为，PAP在设定选举规则方面拥有“结构性优势”。
角逐15个议席的反对党“红点同心党”领导人拉维·菲利蒙指出：“选举制度本身的设计存在严重不公。”"在野党批评的焦点包括：选举缺乏独立机构监管，候选人参选需缴纳五位数新元押金（每人13,500新元，相当于普通工薪族两个月薪资），以及全球最短之一的竞选期——今年仅限九天。
更具争议的还有选区划分方式。新加坡的选区划界常在每届大选前发生巨大变动，有些选区甚至直接被“消失”。今年，就有部分选民在过去五次选举中已进入第四个不同的选区。选举局表示，选区调整是根据人口迁移与新区开发作出的合理反映。而反对党则称之为“选区操弄”（gerrymandering）。
这正是资深反对派人物徐顺全（Chee Soon Juan）所面临的困境。自1992年起，徐多次参选未果，一直在西部的武吉巴督（Bukit Batok）选区深耕，向选民宣传、在熟食中心派发传单。他2016年首次代表该区参选时赢得约39%选票，2020年更将得票率提高至45%，仅略逊于PAP候选人。
然而，今年3月的一个周日，当徐顺全站在媒体面前宣布再次参选时，情绪明显低落。就在不到两周前，他精心准备多年的单议席选区武吉巴督，已被合并入一个较大的集选区，从选区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徐无奈地将战线北移，六周后将在新选区出战。“这样的划界过程不透明，而且极度令人沮丧。你几乎得从头再来。”
GRC制度：保障多元，还是排他护城河？
在新加坡，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简称GRC）制度长期以来为反对党所诟病。在这些多议席选区中，每个政党需组成最多五人的团队参选，才能角逐议席。每位候选人需缴纳13,500新元押金，使得组织完整候选队伍的成本高昂。
此外，选区划分工作由由总理办公室任命的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选举局本身也隶属于总理办公室，而该委员会主席正是一位总理秘书。反对党质疑这种结构本身存在“监督缺失”和权力集中。
对此，政府与执政党回应称，集选区制度的初衷是保障议会的多元种族代表性，确保少数族群权益受到充分体现。至于高额押金与短暂竞选期，政府表示此举旨在筛选“真正有意愿认真参选的人”，同时不会构成真正的门槛。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举办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政府在回应彭博社提问时表示，“集选区制度保证了议会始终具备多元种族代表性，避免政治走向族群对立。”
对于PAP而言，集选区还提供了另一个优势：可让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带飞”新人候选人。新手只需作为团队一员参选，即可借势上位。本届选举中，已有一个五人集选区无人竞争，PAP自动获得全部五席。在其他多数集选区中，PAP也继续采取“资深带新人”组合策略，试图在平稳过渡中保持优势。
危机论还能续命多久？
在野党同时也批评政府在选举年份大幅增加开支，认为这实质上是“用钱换选票”。前总统候选人、现任新加坡前进党（Progress Singapore Party）主席陈清木（Tan Cheng Bock）更直言，执政党一再强调全球贸易战的冲击，是“在用恐惧操纵选民”。
而总理黄循财则坚称，这些新增财政开支只是“临时援助措施”，占整个预算的比例很小。他在多个场合公开强调，全球贸易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急剧上升，可能对高度依赖贸易的新加坡构成实质威胁。政府近期已将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本的1%-3%下调至0%-2%。
“我们曾经所熟悉的、可预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失。”52岁的黄循财在4月初发出警告，“我们正迈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各种冲击将更频繁、更难预料。”
执政党显然不是毫无忧虑。在特朗普掀起全球关税风暴之前，从法国、阿根廷到印度，多国选民早已在选票中对现任政权表达不满。
即便如此，即便“反现任情绪”在新加坡达到顶峰，在现有制度下，反对党也难以凭一己之力打破PAP在国会的超级多数地位。眼下实力最强的工人党，仅在不到三分之一的选区提出候选人。
不过，黄循财在公开场合释放的信息很清晰——他并未掉以轻心。
“看看过去一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你就会明白——现任执政党不是被推翻，就是遭遇重大挫败。”他本月表示，“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因人民行动党已执政数十年，就一定能自动赢得选民支持。”
（本文译者：李林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