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讯：2月14日，就在农历新年前夕，小小教授学习中心（LPLC）突然宣布终止运营的消息传开，香港文小学的家长们立即行动起来。
尽管对未来充满焦虑，约30位家长仍主动站出来，询问如何协助学校。其中近半数的子女并未在LPLC注册，但他们决心为陷入困境的学生们提供庇护。
“支持孩子、给予他们安全的空间，至关重要。”香港文小学家长支援小组主席李佐威（Jorwe Lee）表示。家长们也希望减轻教师的负担——这些老师本已肩负繁重教学任务，如今又被临时指派接管课后照护工作，同时为受影响的家庭争取时间处理与LPLC的合同纠纷。
李佐威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协助学生洗手。（照片：CNA/Jeremy Long）
除香港文小学外，LPLC还在另外七所小学——安格格林、景山、克兰吉、榜鹅海湾、水道、西伍德和白砂小学——运营学生照护中心，并为其中六所学校的教育部幼儿园提供幼儿照护服务。
由于合同违约，教育部终止了LPLC的服务。该运营商目前正接受人力部与警方调查，涉及员工薪资拖欠及家长GIRO账户双重扣款问题。中心总监亦一度失联。
教育部指出，LPLC的运营危机导致人手严重不足，因此由教师临时接管课后照护职责。教育部正积极物色替代运营商，但尚未公布具体时间表。
制定计划
2月14日，李佐威接到校方电话，得知LPLC停摆的消息，并被请求向拥有1500名成员的家长支援小组传达信息。次日清晨，家长们迅速建立新的群组聊天，招募志愿者。
他们开始讨论如何协助：从分发午餐、组织课后活动，到安排午休后的照护时段。农历除夕，校方明确请求支持下午1点至3点的“黄金两小时”——即放学后最需要照护的关键时段。
“学校告诉我们，必须给老师喘息空间，因为这是一项额外的重担。”李佐威说。他的儿子是香港文小学五年级学生。
整个农历新年期间，家长们都在协调排班、规划流程。2月19日学校复课当天，已有六位家长准时到岗。
他们的职责包括：在教室布置桌椅供学生用餐、设立专属活动区，并引导孩子们参与各项课后活动。
“起初协调很困难，”负责课间活动的家长小组负责人林思婷（Stephanie Lim）说。对许多家长而言，课后照护是全新领域——包括她自己。
“但随着日子推移，我们越来越清楚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我们与学校建立了非常紧密的合作关系。”林思婷的女儿是二年级学生。
部分家长原本就参与课间活动，在食堂组织手工与游戏，因此无需额外许可即可在过渡期提供协助。他们也表示，只要学校需要，他们会持续支持下去。
林思婷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与学生互动。（照片：CNA/Jeremy Long）
挺身而出
三位接受CNA采访的香港文小学家长，其子女并未受LPLC停摆影响，但他们认为伸出援手是义不容辞的责任。
“这些孩子仍是我家孩子的同学、同校伙伴，”林思婷说，“能在这里陪伴他们，我觉得是对孩子、学校和老师最好的支持。”
这位41岁的母亲补充道，让校方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家长有能力在关键时刻提供切实帮助。
CNA实地探访香港文小学，见证新课后安排的运行。
下午1点半刚过，超过80名一、二年级学生在原LPLC教室外列队。走廊里充满孩子们的喧闹声，老师引导他们入室，并提醒洗手。
便当盒早已摆上桌面。孩子们洗完手，便迫不及待开动午餐。
当日值班的七位家长穿梭于教室中，观察孩子们用餐情况、清理地面垃圾，并驻足与个别学生交谈。
家长志愿者Jeremy Ng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与学生互动。（照片：CNA/Jeremy Long）
家长志愿者周乔安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向学生分发涂色纸。（照片：CNA/Jeremy Long）
午餐后，是活动时间——家长们组织了汉字 stencil 涂色小组活动。
对习惯课间主持手工游戏的家长而言，这并不陌生。“因为我们原本就在做这些事，所以能迅速将游戏、拼图和简单手工融入课后安排。”林思婷说。
她强调，目标并非取代原有的学生照护课程，而是提供“结构化的互动”以度过过渡期。
活动内容灵活开放，家长可自由提议。例如， stencil 涂色活动便是由一位家长在春节期间在家尝试后提出的。
但要吸引低年级孩子的注意力并不容易，老师仍需不时介入。
“我们越来越依赖老师，因为这才是他们专业所在、真正擅长的领域。”林思婷说。
家长们则专注于小组互动或一对一交流，减轻教师的管理压力。
林思婷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课后照护活动中与学生互动。（照片：CNA/Jeremy Long）
作为课间活动负责人，林思婷已是孩子们熟悉的面孔。李佐威则在过去的两周里逐渐被学生接纳。
“很多孩子开始问我：‘我的名字是什么？他们怎么称呼我？’于是我让他们叫我‘佐威叔叔’，而不是李老师。我觉得我们更亲近了。”他笑着说。
家长志愿者杨琳（Lynn Yong）则打趣道，孩子们至今仍称她为“老师”。
腾出时间
在30位挺身而出的家长中，杨琳是唯一每日到场者。
这位33岁的母亲，儿子就读二年级。她坦言自己“很幸运”——目前无业、家中无其他负担，能全心投入。
“哪怕只抽出一两个小时，也能带来改变。”她指出。
杨琳于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学协助学生打开便当盒。（照片：CNA/Jeremy Long）
作为全职妈妈，林思婷也承认自己有时间参与志愿服务。其他家长则需重新安排日程——包括李佐威，这位43岁的银行家。
他不仅要兼顾工作与学校事务，还要参与多项校外活动。为确保计划顺利启动，他在2月19日当天申请了休假。
“如果需要投入更多时间，我可能还得请更多假——好在主管们非常理解和支持。”李佐威说。
香港文小学家长支援小组主席李佐威于2026年2月24日向学生展示课后活动使用的 stencil 模板。（照片：CNA/Jeremy Long）
由于LPLC原团队在问题爆发后全部撤离，家长们希望自己的参与能缓解教师压力——哪怕只是短短两小时。
林思婷指出，低年级学生“精力旺盛”，他们的兴奋与提问常令教师应接不暇。
“有家长在场，我们就能分担孩子们‘一千零一个问题’，让老师能专注处理其他重要事务。”
作为回报，家长们也收获了珍贵的回忆——教孩子们玩UNO纸牌、见证他们“科学而系统”地拼图。
林思婷说：“孩子们总说出最天真可爱的话，和他们在一起，总是充满乐趣。”
教育部上周五表示，正重新检视学生照护运营商的遴选机制，并评估是否需收紧审核流程。
教育服务工会本周早些时候指出，LPLC的停摆与另一家照护中心“Out of Box Academy”的关闭，暴露出新加坡学生照护体系中的“深层结构性问题”，亟需“紧急且持续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