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訊：2月14日，就在農曆新年前夕，小小教授學習中心（LPLC）突然宣布終止運營的消息傳開，香港文小學的家長們立即行動起來。
儘管對未來充滿焦慮，約30位家長仍主動站出來，詢問如何協助學校。其中近半數的子女並未在LPLC註冊，但他們決心為陷入困境的學生們提供庇護。
「支持孩子、給予他們安全的空間，至關重要。」香港文小學家長支援小組主席李佐威（Jorwe Lee）表示。家長們也希望減輕教師的負擔——這些老師本已肩負繁重教學任務，如今又被臨時指派接管課後照護工作，同時為受影響的家庭爭取時間處理與LPLC的合同糾紛。
李佐威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協助學生洗手。（照片：CNA/Jeremy Long）
除香港文小學外，LPLC還在另外七所小學——安格格林、景山、克蘭吉、榜鵝海灣、水道、西伍德和白砂小學——運營學生照護中心，並為其中六所學校的教育部幼兒園提供幼兒照護服務。
由於合同違約，教育部終止了LPLC的服務。該運營商目前正接受人力部與警方調查，涉及員工薪資拖欠及家長GIRO帳戶雙重扣款問題。中心總監亦一度失聯。
教育部指出，LPLC的運營危機導致人手嚴重不足，因此由教師臨時接管課後照護職責。教育部正積極物色替代運營商，但尚未公布具體時間表。
制定計劃
2月14日，李佐威接到校方電話，得知LPLC停擺的消息，並被請求向擁有1500名成員的家長支援小組傳達信息。次日清晨，家長們迅速建立新的群組聊天，招募志願者。
他們開始討論如何協助：從分發午餐、組織課後活動，到安排午休後的照護時段。農曆除夕，校方明確請求支持下午1點至3點的「黃金兩小時」——即放學後最需要照護的關鍵時段。
「學校告訴我們，必須給老師喘息空間，因為這是一項額外的重擔。」李佐威說。他的兒子是香港文小學五年級學生。
整個農曆新年期間，家長們都在協調排班、規劃流程。2月19日學校複課當天，已有六位家長準時到崗。
他們的職責包括：在教室布置桌椅供學生用餐、設立專屬活動區，並引導孩子們參與各項課後活動。
「起初協調很困難，」負責課間活動的家長小組負責人林思婷（Stephanie Lim）說。對許多家長而言，課後照護是全新領域——包括她自己。
「但隨著日子推移，我們越來越清楚該做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與學校建立了非常緊密的合作關係。」林思婷的女兒是二年級學生。
部分家長原本就參與課間活動，在食堂組織手工與遊戲，因此無需額外許可即可在過渡期提供協助。他們也表示，只要學校需要，他們會持續支持下去。
林思婷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與學生互動。（照片：CNA/Jeremy Long）
挺身而出
三位接受CNA採訪的香港文小學家長，其子女並未受LPLC停擺影響，但他們認為伸出援手是義不容辭的責任。
「這些孩子仍是我家孩子的同學、同校夥伴，」林思婷說，「能在這裡陪伴他們，我覺得是對孩子、學校和老師最好的支持。」
這位41歲的母親補充道，讓校方知道他們並不孤單，家長有能力在關鍵時刻提供切實幫助。
CNA實地探訪香港文小學，見證新課後安排的運行。
下午1點半剛過，超過80名一、二年級學生在原LPLC教室外列隊。走廊里充滿孩子們的喧鬧聲，老師引導他們入室，並提醒洗手。
便當盒早已擺上桌面。孩子們洗完手，便迫不及待開動午餐。
當日值班的七位家長穿梭於教室中，觀察孩子們用餐情況、清理地面垃圾，並駐足與個別學生交談。
家長志願者Jeremy Ng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與學生互動。（照片：CNA/Jeremy Long）
家長志願者周喬安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向學生分發塗色紙。（照片：CNA/Jeremy Long）
午餐後，是活動時間——家長們組織了漢字 stencil 塗色小組活動。
對習慣課間主持手工遊戲的家長而言，這並不陌生。「因為我們原本就在做這些事，所以能迅速將遊戲、拼圖和簡單手工融入課後安排。」林思婷說。
她強調，目標並非取代原有的學生照護課程，而是提供「結構化的互動」以度過過渡期。
活動內容靈活開放，家長可自由提議。例如， stencil 塗色活動便是由一位家長在春節期間在家嘗試後提出的。
但要吸引低年級孩子的注意力並不容易，老師仍需不時介入。
「我們越來越依賴老師，因為這才是他們專業所在、真正擅長的領域。」林思婷說。
家長們則專注於小組互動或一對一交流，減輕教師的管理壓力。
林思婷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課後照護活動中與學生互動。（照片：CNA/Jeremy Long）
作為課間活動負責人，林思婷已是孩子們熟悉的面孔。李佐威則在過去的兩周里逐漸被學生接納。
「很多孩子開始問我：『我的名字是什麼？他們怎麼稱呼我？』於是我讓他們叫我『佐威叔叔』，而不是李老師。我覺得我們更親近了。」他笑著說。
家長志願者楊琳（Lynn Yong）則打趣道，孩子們至今仍稱她為「老師」。
騰出時間
在30位挺身而出的家長中，楊琳是唯一每日到場者。
這位33歲的母親，兒子就讀二年級。她坦言自己「很幸運」——目前無業、家中無其他負擔，能全心投入。
「哪怕只抽出一兩個小時，也能帶來改變。」她指出。
楊琳於2026年2月24日在香港文小學協助學生打開便當盒。（照片：CNA/Jeremy Long）
作為全職媽媽，林思婷也承認自己有時間參與志願服務。其他家長則需重新安排日程——包括李佐威，這位43歲的銀行家。
他不僅要兼顧工作與學校事務，還要參與多項校外活動。為確保計劃順利啟動，他在2月19日當天申請了休假。
「如果需要投入更多時間，我可能還得請更多假——好在主管們非常理解和支持。」李佐威說。
香港文小學家長支援小組主席李佐威於2026年2月24日向學生展示課後活動使用的 stencil 模板。（照片：CNA/Jeremy Long）
由於LPLC原團隊在問題爆發後全部撤離，家長們希望自己的參與能緩解教師壓力——哪怕只是短短兩小時。
林思婷指出，低年級學生「精力旺盛」，他們的興奮與提問常令教師應接不暇。
「有家長在場，我們就能分擔孩子們『一千零一個問題』，讓老師能專注處理其他重要事務。」
作為回報，家長們也收穫了珍貴的回憶——教孩子們玩UNO紙牌、見證他們「科學而系統」地拼圖。
林思婷說：「孩子們總說出最天真可愛的話，和他們在一起，總是充滿樂趣。」
教育部上周五表示，正重新檢視學生照護運營商的遴選機制，並評估是否需收緊審核流程。
教育服務工會本周早些時候指出，LPLC的停擺與另一家照護中心「Out of Box Academy」的關閉，暴露出新加坡學生照護體系中的「深層結構性問題」，亟需「緊急且持續的關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