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曾因抗疫及时而受到赞誉，但当病毒蔓延到许多外籍员工宿舍时，新加坡的成功宣告破灭。
现在几个月过去了，新加坡本地社区每天报告的病例数为个位数。
人们重返工作岗位，电影院重新开张，餐馆里又传来了欢声笑语。但新加坡这些最低收入者仍待在室内，面临着种种不确定性。
这场疫情，将新加坡长期以来被忽视的不平等暴露得淋漓尽致。
客工宿舍确诊人数攀升
新加坡曾被世卫组织誉为“防疫典范”。但不可否认的是，无论是从确诊病例数还是每10万人口的感染率来看，新加坡都是东南亚疫情最严重的国家。
回顾以往的数据，拿4月份某一天举例。4 月 16 日，新加坡累计确诊 4427 例，当日新增创下新高，达到 728 例，其中 684 例为劳工宿舍感染。
在 2 月底 3 月初，新加坡还是抗疫“模范生”。进入 4 月之后外籍劳工感染大规模爆发，6 号之后几乎每天新增超过 100 例。
外籍劳工成了新加坡抗击新冠疫情中最不可控的群体。根据新加坡流行病学调查，新冠病毒之所以迅速在劳工宿舍之间迅速传播，是因为出现确诊病例的宿舍中很多人在同一地点工作。
新加坡有30多万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国等国的低薪外籍工人，他们主要在建筑和制造业等行业工作。
这些劳工在新加坡居住的权利与他们的工作息息相关，雇主必须为他们提供住宿。他们乘坐拥挤的货车从宿舍通勤到建筑工地工作，与来自其他拥挤宿舍的人一起休息——这是病毒传播的完美条件。
政府的三个应对措施
当病毒在类似“培养皿”的劳工宿舍发酵，新的宿舍感染群不断出现，新加坡政府终于意识到把所有劳工限制在一起只能起到反效果。
新加坡政府采取了三个措施：封锁已出现病毒传播的宿舍，防止新感染群形成，并将从事必要服务的健康劳工迁出宿舍。
隔离已出现病毒传播的宿舍并增加清洁人员打扫卫生，保持公共空间比如厨房和厕所的清洁。同时，43 个被封锁的劳工宿舍都将设立医疗站，为身体不适的劳工提供治疗。
健康劳工也逐步从宿舍迁出，分流到海上浮动宿舍、军营等地。目前第一批经过健康测试的劳工已经搬入了海上浮动宿舍。
浮动宿舍每间房间住两到三名劳工，每天必须进行两次体温检测，饭菜送到房间门口，并允许他们错时离开房间。
糟糕的居住环境
新加坡人力部长杨莉明表示，本地目前一共有 120 万名劳工，其中 20 万名居住在专门修建的劳工宿舍。劳工宿舍共有 43 个，由政府官员和宿舍经营者共同管理。
还有些劳工居住在工厂改造的宿舍或工地上的临时住房，由雇主公司经营管理。
这些为“提高外籍劳工住宿生活条件”而专门修建的劳工宿舍通常使用双人床，房顶只有几台风扇。
一间宿舍需要容纳 12~20 个人，再加上各自的生活用品以及悬挂着的潮湿的衣服，整个宿舍拥挤不堪，保持一米的社交距离根本不可能。
除了拥挤，更可怕的是宿舍卫生状况非常糟糕。100 多位劳工需要共用一个厨房、厕所和浴室，这对新加坡当地公民、永久居民来说，实在难以想像。
之前的特大感染群、有 978 例确诊病例的榜鹅 S11 宿舍劳工们在接受《海峡时报》采访时表示：宿舍里都是蟑螂和蚊子，厕所里也都是水。
有印度劳工说，“厨房以及我们的房间里有许多蟑螂。厕所里满是尿液，工人踩着尿液走到他们的房间。”同时，在房间里大多数工人都不戴口罩，吃饭时也不能保持足够的社交距离。
来源：BBC
这些宿舍本身在建造时就因为内部结构和选址等问题遭受过人权组织的质疑，政府监管的劳工宿舍尚且如此，那些工厂改造的或临时住房就更难以想像，不断爆发的劳工感染病例也让被忽略的外籍劳工再度显于人前。
外籍劳工精神压力
疫情的爆发除了增加感染风险，还让劳工面临更大压力，本来出国赚钱的计划被迫按下暂停键。一方面受到旅行禁令影响，他们没办法按原定计划出国打工。
另一方面，即便已经身在东道国，他们也因为周围有感染人群被隔离而没法工作，也就不能向家里汇钱。
以新加坡目前感染最多的孟加拉国人为例。联合国数据显示，超过 750 万孟加拉国人在国外工作。
扎基尔是成千上万的外来务工人员中的一名。“我在宿舍看到一些人，他们打电话给他们的家人，说他们不能接受这种情况，哭着说他们想回家。”
工资问题也是造成这种精神压力的原因之一，因为他这些劳工的家人都依赖于他们的工资。
“我们不能寄钱，因为我们不能出去，”扎基尔说，还有其他一些人没有拿到他们应得的工资。
新加坡人力部称，所有全职工作的外国工人都必须获得正常工资，但对于那些不能工作的人来说，“对所有雇主实行统一的要求是不现实的”。
新加坡的外籍劳动力情况
新加坡总人口大约 570 万，外籍劳动力就占了近 25%。新加坡给外国人发放的就业许可主要有三类，一类是从事高层次管理或技术工作的 EP（Employment Pass），一类是具备某一方面知识和技术专长并对学历有一定要求的 SP（S Pass），还有一类是发放给非技术类工人的 WP（Work Permit）。
根据 BBC 报道，持“建筑工作准证”也就是 WP 的外国劳工 28 万多，他们主要来自东南亚和东亚国家，比如印度、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和泰国。
高度发达的新加坡提供了大多数东南亚国家所不具备的收入水平，吸引了大量外籍劳工，而像新加坡这样的经济体，又正好可以利用这些廉价劳动力来补充老龄化或工业化带来的低端劳动力不足。
来自东南亚的劳工基本以短期雇佣合同工作，通常承担肮脏（Dirty）、危险（Dangerous）和困难（Difficult）的“3 D”工作。同时，他们的吃住条件也很一般。
当地客工的中饭，咖喱饭
通常受过良好教育的新加坡当地人不愿在低工资的苛刻条件下从事这些工作，同时由于生育率下降导致的人口老龄化，劳动力市场缺口非常大。
劳工宿舍的情况曾经一度极速恶化，甚至失控，而住着新加坡人的 “本地社区” 疫情数字则非常平稳。由此也可以窥见外籍客工的艰难处境，以及其身心健康所面临的巨大威胁。
对于外籍劳工来说，疫情只是把他们几十年来的待遇在特殊场景下放大了一次，而新加坡在这方面的确还有不少进步空间。
本文图片来源于BB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