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他被判贪污罪，入狱4年6个月。
1986年11月，国家发展部部长郑章远的一个老朋友在反贪污调查局盘问下，承认曾经前后给过郑章远两笔各为40万新元的现款。这两次贿赂行为先后发生在1981年和1982年。反贪污调查局很快就找郑章远调查。
郑章远是李光耀的老朋友，曾经为争取独立与李光耀并肩战斗。从1979年起，郑章远担任国家发展部部长，是李光耀的得力助手。
郑章远不仅否认拿了钱，还企图跟反贪污调查局高级助理局长讨价还价，要求他不要再查下去。内阁秘书向总理李光耀报告了事态的发展，并告知郑章远要求见一见他。李光耀答复说，必须等调查结束之后才能见。1986年12月的一天，郑章远的夫人发现郑章远躺在床上，身体冰冷。
李光耀曾在一次群众讲话中剖析，并非自己逼死了郑章远，而是严厉的反腐手段让他脸面尽失，丢了脸面无法在社会上立足。
后来，在《经济腾飞路——李光耀回忆录》 一书中，李光耀这样回忆道：
我探望了郑章远的遗孀，也看了他躺在床上的遗体。他的遗孀说，他终身为政府服务，希望能保持自己的名誉，问我验尸庭能不能不进行研审。我告诉她，只有在他的医生能够发出死亡证书，证明他是自然死亡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验尸庭免不了必须研审，最后判定他服食了过量的安密妥钠自尽。反对党在国会中提出这件事情，要求成立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我立即同意了。
有关调查的报道使他的妻子和女儿面临更大的痛苦。不久后她们便离开新加坡，从此不再回来。
甚至于，李光耀本人也曾经受到指控，称他和儿子李显龙买房收回扣，消息一出来公众哗然，当时的总理吴作栋立即下令调查。后经调查和议会辩论，所谓“回扣”只是正常商业行为。
对此，李光耀却表示很欣慰：
有关当局能调查我，证明了我所定下的制度是无私有效的。这次事件也再次证明——没有任何人能枉法。
新加坡反腐有一个响亮的口号：
“让腐败者在政治上身败名裂，让腐败者在经济上倾家荡产！”
只要腐败，不管是谁，严惩不贷，对高级官员一视同仁，敢拍苍蝇，也敢打老虎。连同1979年起诉职工总会领袖、国会议员的彭由国的贪污案以及1990年查处的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案，贪污调查局总共查处了五起部长级干部的贪污大案。
——没有侥幸
根据新加坡法律，不管行贿性报酬给予或未曾给予，接受或未曾接受，只要“同意给予”或“同意接受”，均被视为犯罪；不管贿赂性报酬的接受者已经行动或未曾行动，或“无意这样做”，均被视为犯罪。 这就使得各种状态的腐败行为都会受到惩罚，没有侥幸。
1991年，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格林奈贪污罪名被判成立，原因有二，一是他曾为了向单位多借点钱买车而伪造假账单；二是他曾伪造文书谎称竞争激烈以骗取一家外企尽快投资一个度假村。
虽然案发前他已经归还了单位借款，那家被骗的外企最终也没有投资，两件事情中政府都没有损失，但检方还是认定他诱骗贷款和欺诈罪名成立，两案并罚，判处他1.7万新元罚款和1天监禁。
1天监禁，时间虽然不长，但足以让格林奈的生活变得前后两重天。据新加坡媒体报道，曾经住在别墅里、拥有私人泳池的格林奈在被判刑后，丢了饭碗，失去了全部养老金，直至2009年仍居住在出租房里。
在反贪这件事上，新加坡政府不允许丝毫的心存侥幸。这不仅体现在对受贿方的处理，也体现在对施贿方的处理上。
68岁的林金兴是一家咖啡店负责人。因企图用一包香烟贿赂稽查员，被判入狱三周，岂料他在判刑后被诊断患上血癌，寿命仅剩半年。
新加坡前桌球国手李虎因带女友回宿舍过夜，违反纪律条规，可能被逐出国家队和解除合约，于是他的母亲苏凤仙特地从中国飞到新加坡想要挽回。她到乒总技术总监黎仕汉的办公室意图行贿，从手提袋拿出一个装有2000欧元（约3055新元）的信封，被黎仕汉当场制止，后被判坐牢六周。
新加坡法律对贿赂作出的定义是包括了“看得见的贿赂”和“看不见的贿赂”。
看得见的贿赂包括了任何形式的金钱、礼物、贷款、费用、酬劳、佣金、证券、动产及不动产；看不见的贿赂包括了任何职务、雇佣、契约、对贷款的免除、清偿或部分偿还。
不管是行贿还是受贿，不管贿赂是否已成事实，贿赂这件事本身就会受到惩罚，不存在任何侥幸。
——没有大小
要说新加坡的巨额贪腐案，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一案必定榜上有名。 2017年，新加坡最大的跨国集团——新加坡吉宝岸外与海事公司涉嫌贿赂巴西国家石油公司高管，被判处向巴西、美国和新加坡当局支付4.22亿美金刑事罚款。
额度稍微小一些的，2015年，63岁的民防部队科技处前处长——杰格纳丹被指在2011年挪用供应商借给民防部队供测试的两台苹果平板电脑。他把一台平板电脑给女儿使用，另一台则以2百元售卖给当时担任民防紧急服务高级处长的叶伟德。 就是因为这两台平板电脑，杰格纳丹被判罪名成立，撤职且判监10周。
新加坡反腐可以说是“细到针眼里”。《反贪污法》对“报酬（贿金）”未作最低金额的说明，因此，即使收受最少金额的“报酬（贿金）”，也可作为贪污受贿处理。这就是说，在一定情况下，给予或接受1元钱，也可以算作行贿或受贿，并受到坐牢的处罚。
给予公务员一包价值5毛钱的咖啡粉可能被视为行贿而被判刑, 公务员接受请喝一杯咖啡也有可能被控受贿而坐牢。
媒体也曾报道过一起涉案金额仅10新元的贪腐案。此案中，一名地铁保安看到一名女佣在地铁站内有违规行为，便告知她说，此类行为按规定应被处以300新元的罚款，且其个人信息也将被记录。女佣央告说，自己工作不久，囊中仅有10新元。于是那名保安便“授意”女佣将这10新元当作“买咖啡”的钱塞在书下。随后，他放走了女佣，并将其信息从记录中删除。
一个月后，女佣的雇主闻知此事，立即报警。贪污调查局立即介入。最终，那名保安认罪，被判坐牢一周、罚没贪污所得10新元，饭碗不保。
所以说，不管是一包咖啡，一支烟，还是天文数字，本质上没有大小之分，只要涉及贪污受贿，就是零容忍！
04. 公务员有“三不”
新加坡公务员有三不：不敢贪，不想贪，不齿贪。
——不敢贪
不敢贪，首先是因为贪腐被抓的可能性很大。
虽然不进行运动式的反贪反腐, 但新加坡政府却一直坚持不懈, 有贪腐的案子就抓, 坚持对贪污腐败零容忍的态度。
而贪污调查局的查案雷厉风行,严格执法,也让绝大部分人有“只要贪污就必被抓”之感。
不敢贪也是因为惩罚重，贪污成本高。
根据《反贪污法》,贪污罪名要没收非法所得,处以罚款,并且有严厉而明确的罚则,公职人员也会丢掉饭碗。
贪污调查局策划组组长罗荣兴介绍说，新加坡严厉的法律和行政处罚，让贪污犯罪者得不偿失：
一些高官贪污犯罪被查后下场都很惨。有的生活无著，有的流落他乡，有的选择了自杀。在新加坡一旦被发现有贪污行为，就再也不会有人雇用你，你就被社会唾弃了。这使很多人都不敢以身试法。
——不想贪
不想贪，一方面是政府提供的高薪让官员不必为一点蝇头小利犯险。
提到新加坡的公务员，很多人都会想到“高薪养廉”四个字，甚至很多人把这看作是新加坡廉洁程度高的最重要因素。
上图是部分国家领导人年薪排行，新加坡总理李显龙位居榜首。总理的高年薪，是新加坡全体公务员高薪的一个缩影。
的确，新加坡的公务员的薪水是相当高的，其他待遇也非常可观。从这个角度来说，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没错，但它并不是新加坡政府之所以廉政的决定性因素。
旧时代的新加坡，公务员的收入非常低，不及社会中很多其他岗位的薪资。权利和报酬的不相匹配，让很多公务员积怨颇深，于是“以权换钱”的腐败案件时常发生。
李光耀认为，用高薪的方式遏制政府官员腐败是一种“市场模式的行为策略”，“可以形成一种诚信、开放、可控、可操作的体系，取代可滋生腐败和欺诈的官僚伪善风气”。
于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新加坡政府先后两次大幅上调公务员的薪资。以当时的新加坡部分政府文员为例，他们每月的工资可突破30000美元，而同期美国联邦政府文员的月薪只有7000余美元，两者之间相差4倍多。
如今，新加坡的公务员可以获得与市场水平持平的薪水,不必贪污,也完全能够过与自己身份地位相称的生活。除正常月薪外,公务员的收入还会包括业绩奖励、年终奖金、优秀奖金,医疗福利、住房优惠、集体保障等福利以及优厚的公务员退休养老金。
所有这些制度安排,足以保障政府公务员无需寻求薪俸以外的收入,即可获得稳定的生活来源,足以使他们无需借助贪腐即能过上一种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体面的生活,也就使得政府公务人员没有必要去贪, 从而有效斩断了政府公务员贪污受贿的内在动机。
李光耀是一位坚定的精英治国论者，十分重视人才。事实上，“高薪”最大的作用，是吸引高素质人才进入公务员队伍，而不是养廉。
但“高薪”在帮助新加坡政府官员抵御贪污腐败诱惑方面确实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另一方面，新加坡政府对公务员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使他们对贪腐望而却步。
根据新加坡总理公署公共服务署资料，公务员守则有五条主要原则：
要与民选政府配合施政；
保持公务员队伍的正直和清誉；
保证公职与个人利益之间没有冲突；
执行公务时不偏不倚，不腐败，也避免给人腐败印象；
管理公共资源时审慎处理。
新加坡公务员守则的一些细节规定也令人印象深刻，如公务员每年要申报财务状况，避免陷入财务困境，因为陷入财务困难的公务员更容易出事。虽然申报的财务状况并不公开，但此举也有效果，因为如果提交虚假资料，意味着严重的诚信问题，甚至可能涉及刑事责任。
此外，新加坡对公务员执行公务有着非常严格的程序性要求，如内审、岗位轮换和职责分离等，以减少他们贪污腐败的风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