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务资政、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及内政部长尚穆根指出,法律改革改变权利和义务、建立制度,也决定国家应在何时介入,以及应在哪里划定界限。 (李冠卫摄)
过去2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近1000项法律。它们并非束之高阁的条文,而是深刻影响了我们如何离婚、处理商业纠纷,乃至应对全球疫情的实用工具。
法律不是摆设,是解决问题的工具
过去25年,新加坡国会通过了近1000项法律。内政部长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指出,这背后是一种主动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其他国家因政治僵局而将立法难题推给法院不同,新加坡坚持由政府在国会推动法律改革。
尚穆根认为,立法权是根本性的,因为它直接关乎如何改变公民的权利与义务、建立新的社会机构,以及划定国家干预的边界。这并非纸上谈兵,而是为了应对现实世界的挑战,有意识地通过立法做出艰难抉择,以维护公共利益。
在新加坡,法律的变更和改革——由政府来做。法院则扮演其传统角色:将法律应用于他们面前的案件。 一场离婚官司,催生了家庭司法改革
宏大的法律改革,有时始于一次寻常的民众接见会。尚穆根就曾遇到两位因离婚官司而心力交瘁的女士,她们的经历揭示了旧有法律框架的痛点:离婚过程漫长、耗尽家财,充满了不必要的摩擦和痛苦。
普通人的挣扎,成了变革的催化剂。尽管有人认为“向来如此”无需改变,政府还是果断出手。2014年《家庭司法法令》通过,专门的家庭法庭设立;2015年,“简化离婚程序”紧随其后。这套组合拳彻底重塑了处理离婚案件的方式。
新制度成效显著。根据2026年的数据,新加坡每年约6000起离婚案中,三分之二都通过简化程序处理。案件处理时间的中位数从可能拖沓数年,大幅缩短至4个月。对当事人而言,更实际的变化是,如果能及早解决争议,法律费用可控制在1000到3000新元,极大地减轻了普通家庭的经济和精神负担。
我提到这一点是为了说明关于法律改革的一个基本观点:我们只受限于我们自己的想法和想象力。 从商业仲裁到疫情下的“救命法”
法律改革的影响远超家庭事务。在商业领域,相关法律的完善巩固了新加坡作为国际仲裁中心的地位;在刑法领域,改革则让司法更为公正。而最能体现新加坡立法效率和灵活性的,是在新冠疫情期间的紧急立法。
当疫情导致经济停摆,无数人与企业陷入困境时,一套旨在缓解租金、合同履行压力的“救命法”在短短9天内便构思起草完成。这项法案为整个社会提供了关键的缓冲期,展现了法律在危机中的巨大作用。
这项史无前例的快速立法,凝聚了顶尖法律专家的心血。时任总检察长黄鲁胜是核心推手,已故知名律师洪文笔,以及当时即将上任首席大法官的奈尔等专家也深度参与,他们的专业能力确保了这项创新法案的快速落地。
下一个25年:AI和人口变化的挑战
法律改革从不是一时兴起。现任律政部长唐振辉强调,每一次变革都基于数年的审慎研究、咨询与辩论。好的立法不仅是优化条文,更在于深刻理解社会变迁,预见未来挑战,并在相互冲突的利益之间找到平衡。
展望未来,挑战依旧。唐振辉指出,人工智能的崛起、数字技术的普及和人口结构的变化,将给新加坡的法律体系带来全新的考验。这些新兴领域带来了复杂的法律和伦理问题,要求立法者必须保持前瞻性,继续务实地推动改革,确保法律能与时俱进。
(法律改革)旨在加强信任、支持进步,并确保我们的法律体系能持续满足新加坡和新加坡人的需求。
📌 要点总结
✦ 过去25年,新加坡政府主导通过了近1000项法律,积极解决社会问题。
✦ 家庭司法改革成效显著,离婚流程简化,时间缩短至4个月,费用大降。
✦ 法律改革还巩固了新加坡的国际仲裁中心地位,并在疫情期间快速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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