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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疫情横扫全球经济之际，似乎并未影响亚洲高净值客户的财富安排。
新加坡银行大中华及北亚地区财富规划主管何玉仪表示，相比2003年“非典”暴发时的地区性影响，本次新冠疫情具备全球性影响力，引发高净值客户希望在区域内寻找机会。
她表示，因为客户希望以专业团队管理和传承财富，成立家族办公室已经成为近来的趋势，该行首季家族办公室的资产管理规模按年率增长20%，比同期该行大中华区资产管理规模整体增长的10%更高。
2.
何玉仪表示，过去家族办公室较多在开曼群岛、英属维京群岛等离岸地区注册成立，不过近年亚洲客户心态改变，多希望设于邻近地区，如香港和新加坡。
何玉仪称，近年来新加坡积极发展家族办公室行业，家族办公室可向当地申请税务豁免，亦有其他政策配合；而香港是传统的财富管理中心，优势是进入中国内地的窗口，亦邻近大湾区。
何玉仪援引的数据是，在中国内地8.4万个超高净值家庭中，有1.93万在大湾区居住。
近期港区国安法完成立法，对于外媒不时报道的高净值客户将资产转移出香港的消息，已有多家机构予以否认。何玉仪称，选择何处建立家族办公室，是出于各个家族需要，主要取决于客户的财富集中在哪里、在哪里做出决策更方便。
她举了一个外界不太了解的例子称，其实有不少中东和欧洲的家族办公室选择设于香港，而非迪拜和伦敦。可见客户有自己的布局，媒体不必想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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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与许多新加坡财富管理业者一样，何玉仪在谈到香港时总是给足面子，不愿与媒体一同炒作所谓“新港之争”。但近来新加坡势头正盛，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那么，在家族办公室这个财富管理的尖端领域，新加坡近来的表现到底如何呢？
安永家族办公室执业会计师林志翔及资深经理林信行表示，新加坡政府在推广家族办公室行业时可谓“不遗余力”，不仅结合移民政策，还推出租税优惠，希望从最顶端开始，强化新加坡亚洲金融中心的地位及优势。
对于香港和新加坡以外的亚洲其他都会，林志翔建议，应借鉴新加坡政府推广家族办公室的努力，提升该市在国际金融市场的能见度及吸引力，同时刺激就业市场。
林志翔指出，新加坡“全球商业投资者计划”（GIP）要求投资人至少有5年的创业、投资或管理相关经验，以及新加坡币2亿元的可投资净资产。
此外，投资人必须要设立一家资本额至少为新币250万元的新加坡家族办公室，可通过信托或是控股公司持有该新加坡家族办公室。与此同时，该家族办公室资产管理规模需超过新加坡币2亿元。而投资人也要提出家族办公室5年的运营规划与财务预测，如投资配置及投资决策。
若投资人成功获得GIP计划核准，即可取得为期5年的新加坡永久居民身份，而于5年后欲根据GIP计划延续永久居民身份，则该家族办公室必须雇用至少10名员工，包含最少5位新加坡公民及3位专业投资人，且每年支出需达到新币200万元。
层层设计之下，投资人在享受新加坡身份和生活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中为新加坡经济做出了巨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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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目前，新加坡家族办公室行业非常火爆。根据新加坡金管局的数据，仅在2016年至2018年间，新加坡家族办公室数量就增长了4倍。
前段时间，以生产家用电器闻名的戴森公司创始人James Dyson，将其家族办公室落户新加坡，引发国际媒体广泛关注。传媒的焦点，除了新加坡的吸引力外，还有家族办公室的特殊吸引力。
《经济学人》杂志指出，每次投资风潮都源于社会发展——二战后，经历了20年的中产阶层兴起，1970年代基金业获得大发展；08年金融危机后，风险的暴露和机会的不确定性，也让富裕客户开始选择家族办公室。
当被问及是否拥有家族办公室时，美国著名投资人芒格说：“我们已经有家族办公室了，它就在这儿（伯克希尔·哈撒韦）。”
《福布斯》今年的数据显示，全球亿万富豪的9万亿美元资产中，近一半由家族办公室管理。这股投资力量，已令家族办公室拥有了不逊于金融巨头的影响力。
回到亚洲，再看香港和新加坡这两大家族办公室中心，它们目前的业务对比接近五五开，远超其他对手。
2020年3月，新加坡媒体报道称，海底捞创始人张勇家族在新加坡设立了家族办公室Sunrise Capital。张勇之妻舒萍，是Sunrise Capital的唯一股东和董事。《海峡时报》当时指出，张勇家族办公室的设立，是这个“城市国家的重大胜利”。
在新加坡政府的努力下，越来越多的超高净值客户正向新加坡聚集。而设立家族办公室本身作为全球的一大潮流，也反过来助推了新加坡的吸金前景。看来，这个“城市国家的重大胜利”未来还会持续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