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百年之问
在强国博弈的棋盘上，新加坡如何自处？当多元身份认同遭遇外部压力，这个城市国家的“顶层设计”与“民间情感”将如何共存？
2025年9月9日晚，新加坡国立大学文化中心座无虚席。国务资政李显龙出席肯特岗部长论坛，面对着台下近800名来自各大院校的师生，就新加坡国家身份、种族宗教及外交立场等核心议题展开深度对话。
现场一名观众的提问，触及了新加坡社会最敏感的神经：在全球冲突加剧的背景下，新加坡的立场应由政府定调，还是交由人民决定？
李资政的回答，不仅为现场观众解惑，更清晰地勾勒出新加坡在复杂世界格局中的生存之道——一种现实主义的对外策略与精心构建的对内共识之间的精致平衡。
“谁来掌舵？”
国家立场必须由政府主导
面对“由上至下”还是“由下至上”的抉择，李资政的立场异常坚定：新加坡所采取的最终立场，必须由政府主导。
他坦言，虽然民众的各种想法需要被纳入考量，但完全采取自下而上的做法，极易“让瞬态情感（transient sentiments）牵着走”。这些情感往往受到外部势力和复杂环境的影响，可能将新加坡拖入更深的困境。
“毒虾”的生存智慧：现实主义外交的底色
李资政的观点，植根于新加坡建国以来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外交哲学。作为一个地缘位置敏感、缺乏战略纵深的小国，新加坡长期怀有深刻的“围城心态”（siege mentality）。
正如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关系学院（RSIS）的一篇分析所指出的，这种心态迫使新加坡必须追求最大限度的战略自主。从建立强大的国防力量（即“毒虾”战略），到在大国之间采取灵活的对冲与平衡，新加坡的外交操作充满了冷静的计算和长远的考量。
这种现实主义并非冷酷的投机，而是审慎的警惕。无论是主办举世瞩目的“习马会”、“金特会”，还是在中美之间维持微妙的平衡——既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又是中国最大的外资来源国和第一大贸易伙伴——新加坡始终在展示其高超的外交灵活性。
美国和平研究所（USIP）的文章指出，新加坡独特的治理模式使其在应对大国竞争时，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拥有更大的决策自由度，能够更有效地推行符合自身国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一致对外的必要性：在强国间赢得尊重
李资政在论坛上强调，无论内部有多少观点交锋，对外时必须保持一个声音。这关乎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信誉和分量。
“（其他国家）也才会知道，新加坡总理是代表新加坡做出权威表态、承诺和决定，而不是只代表自己的政党或个人。这样一来，人们才会郑重看待他。”
近年来，随着各大强国博弈加剧，外部势力对新加坡的渗透和影响也日益引发警惕。中国被指通过文化交流、商业协会甚至间谍活动，试图影响新加坡的舆论和政策。
对此，新加坡通过了《防止外来干预（反措施）法案》（FICA）等法律工具，以捍卫其决策的独立性。这恰恰印证了政府主导外交决策的必要性：只有通过一个强大且统一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识别并抵御外部干预，确保国家利益不被侵蚀。
“我们是谁？”
在多元光谱中寻找最大公约数
如果说对外政策需要一个统一的声音，那么对内，新加坡则展现了截然不同的图景——一个承认并管理多元身份的复杂社会。
李资政指出，国人的新加坡身份认同固然重要，但这并非唯一的认同元素。
“
“我们是新加坡人……但我们也是新加坡华人、新加坡马来人或新加坡印度人。我们也可以是基督徒、回教徒或佛教徒。”
如何让这些多元身份和谐共存，而非相互冲突？答案在于新加坡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有意识的国家建构（Nation-Building）工程。
从分裂的创伤中走来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义并非与生俱来，而是从惨痛的历史教训中淬炼而成。在英国殖民时期，“分而治之”的政策导致各族群被隔离在不同区域，互不往来。1964年和1969年的种族骚乱，血腥的暴力冲突让建国先驱们深刻认识到，种族和宗教是足以撕裂这个新生国家的断层线。
（*1964年种族骚乱期间，《海峡时报》的头版报道记录了当时的动荡局势）
与马来西亚的合并与分离，更是将这一矛盾推向顶峰。马来西亚领导人坚持“马来人的马来西亚”，而李光耀等人则倡导“马来西亚人的马来西亚”。
时任外长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一针见血地指出，对方拒绝为所有族群的平等设定时间表，是问题的根源。最终，理念的不可调和导致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独立。这一经历，让“不分种族、言语、宗教”的平等原则，成为了新加坡立国的基石。
精心构建的“共同体”
为了避免重蹈覆辙，新加坡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政策，旨在创造共同的体验和生活空间，促进族群融合。
公共住房（HDB）与族群融合政策（EIP）：超过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组屋。1989年推出的EIP政策，通过设定各族群在每座组屋的比例上限，有效防止了种族聚居区的形成。
双语教育：以英语作为各族群沟通和工作的桥梁，同时保留母语（华语、马来语、淡米尔语）作为文化之根，让人们在融入现代社会的同时，不与自身传统割裂。
国民服役（NS）：强制性的兵役制度让不同种族和阶层的年轻男性在军营中同甘共苦，建立了超越族群的深厚情谊，是塑造国民认同的熔炉。
法律与制度保障：从《宪法》保障公民平权，到设立总统少数民族权利理事会，再到《维持种族与宗教和谐法》，新加坡用严密的法律框架为多元共存划定边界、保驾护航。
身份认同的多重奏
李资政在论坛中提到的多元身份，正是这一系列政策所塑造和承认的现实。近期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一项调查也印证了这一点：虽然国籍始终被新加坡人视为最重要的身份，但宗教等其他身份维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升。这说明，新加坡人的自我认知是立体而非单一的。
“我们的职责是避免身份认同分化，”李资政说，“大家须铭记自己是回教徒、华族或印度族，但同时也是新加坡人……应该从这个出发点看世界。” 这种“求同存异”的智慧，正是新加坡社会在面对外部压力时，能够保持内部稳定的关键。
身份认同的动态演进
从“顶层设计”到“全民对话”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构建国民身份的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它经历了一个从早期的“顶层设计”向更具包容性和参与性的“全民对话”的演变过程。
（*图片来源：《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截图）
1991年的《共同价值观白皮书》，是典型的顶层设计产物，旨在为面对西方文化冲击的社会确立“亚洲价值观”之锚。然而，随着社会发展，这种精英主导的模式开始面临新的挑战。进入21世纪，人们渴望一个更多元、更包容的未来。
一个标志性的转变是2012年启动的“我们的新加坡对话”（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这场规模空前的全国性对话，有超过47,000名新加坡人参与，共同探讨国家的未来。
它标志着政府开始以更开放的姿态，邀请民众共同塑造国家愿景。从对话中提炼出的“机遇、目标、保障、精神、信任”五大核心愿望，反映了新一代新加坡人对美好社会的多元化追求。
（*图片来源：国家信约截图）
就连国家信约（The Pledge）的措辞演变，也体现了这种思想的深化。最初草案中的“忘记种族的差异”（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在最终版本中被修改为更具包容性的“不分种族”（Regardless of race）。这一词之差，反映了从试图抹平差异到承认并超越差异的认知飞跃。
李资政在肯特岗部长论坛的讲话，为所有关心新加坡未来的人们提供了一幅清晰的路线图。
它揭示了这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核心逻辑：对外，奉行清醒的现实主义，由一个强大而统一的政府掌舵，在波涛汹涌的国际政治中稳住航向；对内，则通过持续的对话和精心的制度设计，将多元的族群、文化和宗教编织成一张富有韧性的社会网络。
对于生活在新加坡的人们而言，这提醒大家所处的社会是一个不断被塑造、被协商的共同体。而对于有意向来此投资、工作和生活的国际人士，这展示了一个高度可预测、重视长期稳定和务实治理的社会环境。
在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里，新加坡的“与众不同”，或许正是其最宝贵的财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