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的百年之問
在強國博弈的棋盤上，新加坡如何自處？當多元身份認同遭遇外部壓力，這個城市國家的「頂層設計」與「民間情感」將如何共存？
2025年9月9日晚，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化中心座無虛席。國務資政李顯龍出席肯特崗部長論壇，面對著台下近800名來自各大院校的師生，就新加坡國家身份、種族宗教及外交立場等核心議題展開深度對話。
現場一名觀眾的提問，觸及了新加坡社會最敏感的神經：在全球衝突加劇的背景下，新加坡的立場應由政府定調，還是交由人民決定？
李資政的回答，不僅為現場觀眾解惑，更清晰地勾勒出新加坡在複雜世界格局中的生存之道——一種現實主義的對外策略與精心構建的對內共識之間的精緻平衡。
「誰來掌舵？」
國家立場必須由政府主導
面對「由上至下」還是「由下至上」的抉擇，李資政的立場異常堅定：新加坡所採取的最終立場，必須由政府主導。
他坦言，雖然民眾的各種想法需要被納入考量，但完全採取自下而上的做法，極易「讓瞬態情感（transient sentiments）牽著走」。這些情感往往受到外部勢力和複雜環境的影響，可能將新加坡拖入更深的困境。
「毒蝦」的生存智慧：現實主義外交的底色
李資政的觀點，植根於新加坡建國以來一以貫之的現實主義外交哲學。作為一個地緣位置敏感、缺乏戰略縱深的小國，新加坡長期懷有深刻的「圍城心態」（siege mentality）。
正如南洋理工大學拉惹勒南國際關係學院（RSIS）的一篇分析所指出的，這種心態迫使新加坡必須追求最大限度的戰略自主。從建立強大的國防力量（即「毒蝦」戰略），到在大國之間採取靈活的對沖與平衡，新加坡的外交操作充滿了冷靜的計算和長遠的考量。
這種現實主義並非冷酷的投機，而是審慎的警惕。無論是主辦舉世矚目的「習馬會」、「金特會」，還是在中美之間維持微妙的平衡——既是美國重要的安全合作夥伴，又是中國最大的外資來源國和第一大貿易夥伴——新加坡始終在展示其高超的外交靈活性。
美國和平研究所（USIP）的文章指出，新加坡獨特的治理模式使其在應對大國競爭時，比其他東南亞國家擁有更大的決策自由度，能夠更有效地推行符合自身國家利益的外交政策。
一致對外的必要性：在強國間贏得尊重
李資政在論壇上強調，無論內部有多少觀點交鋒，對外時必須保持一個聲音。這關乎一個國家在國際舞台上的信譽和分量。
「（其他國家）也才會知道，新加坡總理是代表新加坡做出權威表態、承諾和決定，而不是只代表自己的政黨或個人。這樣一來，人們才會鄭重看待他。」
近年來，隨著各大強國博弈加劇，外部勢力對新加坡的滲透和影響也日益引發警惕。中國被指通過文化交流、商業協會甚至間諜活動，試圖影響新加坡的輿論和政策。
對此，新加坡通過了《防止外來干預（反措施）法案》（FICA）等法律工具，以捍衛其決策的獨立性。這恰恰印證了政府主導外交決策的必要性：只有通過一個強大且統一的中央政府，才能有效識別並抵禦外部干預，確保國家利益不被侵蝕。
「我們是誰？」
在多元光譜中尋找最大公約數
如果說對外政策需要一個統一的聲音，那麼對內，新加坡則展現了截然不同的圖景——一個承認並管理多元身份的複雜社會。
李資政指出，國人的新加坡身份認同固然重要，但這並非唯一的認同元素。
「
「我們是新加坡人……但我們也是新加坡華人、新加坡馬來人或新加坡印度人。我們也可以是基督徒、回教徒或佛教徒。」
如何讓這些多元身份和諧共存，而非相互衝突？答案在於新加坡長達半個多世紀的、有意識的國家建構（Nation-Building）工程。
從分裂的創傷中走來
新加坡的多元文化主義並非與生俱來，而是從慘痛的歷史教訓中淬鍊而成。在英國殖民時期，「分而治之」的政策導致各族群被隔離在不同區域，互不往來。1964年和1969年的種族騷亂，血腥的暴力衝突讓建國先驅們深刻認識到，種族和宗教是足以撕裂這個新生國家的斷層線。
（*1964年種族騷亂期間，《海峽時報》的頭版報道記錄了當時的動盪局勢）
與馬來西亞的合併與分離，更是將這一矛盾推向頂峰。馬來西亞領導人堅持「馬來人的馬來西亞」，而李光耀等人則倡導「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時任外長拉惹勒南（S. Rajaratnam）一針見血地指出，對方拒絕為所有族群的平等設定時間表，是問題的根源。最終，理念的不可調和導致新加坡在1965年被迫獨立。這一經歷，讓「不分種族、言語、宗教」的平等原則，成為了新加坡立國的基石。
精心構建的「共同體」
為了避免重蹈覆轍，新加坡政府推行了一系列影響深遠的政策，旨在創造共同的體驗和生活空間，促進族群融合。
公共住房（HDB）與族群融合政策（EIP）：超過80%的新加坡人居住在組屋。1989年推出的EIP政策，通過設定各族群在每座組屋的比例上限，有效防止了種族聚居區的形成。
雙語教育：以英語作為各族群溝通和工作的橋樑，同時保留母語（華語、馬來語、淡米爾語）作為文化之根，讓人們在融入現代社會的同時，不與自身傳統割裂。
國民服役（NS）：強制性的兵役制度讓不同種族和階層的年輕男性在軍營中同甘共苦，建立了超越族群的深厚情誼，是塑造國民認同的熔爐。
法律與制度保障：從《憲法》保障公民平權，到設立總統少數民族權利理事會，再到《維持種族與宗教和諧法》，新加坡用嚴密的法律框架為多元共存劃定邊界、保駕護航。
身份認同的多重奏
李資政在論壇中提到的多元身份，正是這一系列政策所塑造和承認的現實。近期新加坡政策研究所（IPS）的一項調查也印證了這一點：雖然國籍始終被新加坡人視為最重要的身份，但宗教等其他身份維度的重要性也在日益提升。這說明，新加坡人的自我認知是立體而非單一的。
「我們的職責是避免身份認同分化，」李資政說，「大家須銘記自己是回教徒、華族或印度族，但同時也是新加坡人……應該從這個出發點看世界。」 這種「求同存異」的智慧，正是新加坡社會在面對外部壓力時，能夠保持內部穩定的關鍵。
身份認同的動態演進
從「頂層設計」到「全民對話」
值得注意的是，新加坡構建國民身份的方式並非一成不變。它經歷了一個從早期的「頂層設計」向更具包容性和參與性的「全民對話」的演變過程。
（*圖片來源：《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截圖）
1991年的《共同價值觀白皮書》，是典型的頂層設計產物，旨在為面對西方文化衝擊的社會確立「亞洲價值觀」之錨。然而，隨著社會發展，這種精英主導的模式開始面臨新的挑戰。進入21世紀，人們渴望一個更多元、更包容的未來。
一個標誌性的轉變是2012年啟動的「我們的新加坡對話」（Our Singapore Conversation）。這場規模空前的全國性對話，有超過47,000名新加坡人參與，共同探討國家的未來。
它標誌著政府開始以更開放的姿態，邀請民眾共同塑造國家願景。從對話中提煉出的「機遇、目標、保障、精神、信任」五大核心愿望，反映了新一代新加坡人對美好社會的多元化追求。
（*圖片來源：國家信約截圖）
就連國家信約（The Pledge）的措辭演變，也體現了這種思想的深化。最初草案中的「忘記種族的差異」（Forget differences of race），在最終版本中被修改為更具包容性的「不分種族」（Regardless of race）。這一詞之差，反映了從試圖抹平差異到承認並超越差異的認知飛躍。
李資政在肯特崗部長論壇的講話，為所有關心新加坡未來的人們提供了一幅清晰的路線圖。
它揭示了這個國家賴以生存和發展的核心邏輯：對外，奉行清醒的現實主義，由一個強大而統一的政府掌舵，在波濤洶湧的國際政治中穩住航向；對內，則通過持續的對話和精心的制度設計，將多元的族群、文化和宗教編織成一張富有韌性的社會網絡。
對於生活在新加坡的人們而言，這提醒大家所處的社會是一個不斷被塑造、被協商的共同體。而對於有意向來此投資、工作和生活的國際人士，這展示了一個高度可預測、重視長期穩定和務實治理的社會環境。
在這個充滿不確定性的世界裡，新加坡的「與眾不同」，或許正是其最寶貴的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