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加坡，一些房东会把 “禁止油烟” 写在租房合同里，人们常去楼下随处可见的 “食阁” 吃饭。这是新加坡政府为了管理街头无牌照的熟食小贩设立的，常见海南鸡饭、烧腊、杂菜饭等。
一位江西年轻人冒险打开了功率微弱的抽烟烟机，他炒了一个青菜，触发了烟雾报警器。现在他的做法是搬来一架风力强劲的电风扇，对着窗户吹走油烟。
从义乌发过来的快递时间至少一周起。一位在新加坡生活了五年的中国房东，总是委托往返中国的房客帮自己代购厨房水槽漏网，在拼多多只需 0.1 元人民币一件，但他在新加坡大小商店很难买到。
新加坡被称为 “ a fine society ”。在这里，售卖和乱扔乱吐口香糖都可能会面临罚款和监禁；如果一个人在公园里给猴子递了根香蕉，也可能面临 5000 元人民币的罚款。柯志凌会叮嘱他的移民客户们，来到新加坡以后出门不要乱拍照，不要在公共场合吸烟、吐痰或者偷东西，甚至上厕所不要忘记冲水。
Web3 创业者李小蛙曾因为开车匆匆看了一眼手机，被罚了 300 新币（1500 元人民币），扣了 12 分，一年总分的一半。
点外卖和网购都成了奢侈动作。岛上寸土寸金，东南亚头部电商平台 Lazada 创立十年，2022 年才在新加坡本地设立仓库，此前都是通过印尼、马来西亚的仓库给新加坡送货，配送时间长。习惯了在家中等待半小时，只需花费 5 元人民币配送费就能吃到一分外卖的中国新移民们，不得不适应新加坡 1 小时起步的配送时间和 30 元人民币一单的配送费。
新加坡也出售世界上也许最贵的一块铁皮。一位习惯开车的工程师曾打算买辆小排量的代步车，可他发现，汽车排量 1600cc 及以下、马力不超过 130 bhp 的汽车车辆牌照配额许可证就要花费 36.4 万元人民币，且牌照使用期限只有 10 年，他不得不放弃开车。
《经济学人》杂志旗下的智库机构 2022 年 12 月发布的全球城市生活成本排行榜中，美国纽约和新加坡首都新加坡市并列第一，过去 10 年间新加坡曾 8 次排名第一。
钱和人的中转站
新加坡是人的中转站，也是钱的中转站。按照总部位于伦敦的投资移民咨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预估，2022 年有超过 1 万名高净值人士准备离开中国，其中约有 4200 名在 2022 年上半年离开了中国，这些人平均每人携带 480 万美元资产，中国总资产流出会超过 480 亿美元。
高净值人士将财产转移到新加坡，最主要的方式就是设立家族办公室（简称家办）。家办不仅能帮客户做多元化的资产配置，而且可以帮助客户申请新加坡税务居民身份。有了这个身份后，个人金融账户信息不会被交换回中国，实现资产隔离；也能够在绝大多数常见的投资范围、地区内豁免资产利得与投资所得税。
尽管在新加坡成立家办的门槛已经是全球最高——最低资产管理规模是 2000 万新币（约 1 亿人民币），但需求仍然旺盛。据外媒报道，截至 2022 年 4 月，在 143 个新家族办公室中，有近 44% 来自中国。2018 年，新加坡的家办数量仅 50 家，但截至 2022 年第一季度，这一数字变成 800 家。
富美联合家办创始人徐钦实觉得，除了税收优惠等条件，新加坡还被高净值客户看重的一点是政策的稳定性和持续性，简而言之：更安全。
出海宝高管艾薇说，她接触的不少币圈人把主权国家货币都在这里换成了比特币。新加坡也有成熟的产业链，方便把比特币换成主权国家货币。人们担心在某些情况下，“我的钱可能就不是我的钱了。”
一位移民中介分享了如何把国内的钱转移到新加坡：一种是通过企业贸易转移，方式包括违约罚款、海外投资等方式；另一种是直接通过外汇管理公司汇款，当天就能从国内汇出上百万，收取一定手续费，但以上方式都可能存在合规问题。
一种比较 “原始” 的方法是直接带现金出境。按照规定，出境人员在没有特殊许可的情况下，只能携带 5000 美元以内的现钞。严晓频的一位朋友通过多人多次出境的方式，靠行李箱运了几十万元人民币到新加坡买房。
以上这些方式，一位国内头部机构投资人都想过，但都不理想、不合算，带现金出海关可能当场被扣下；换成艺术品、珠宝带出国，价值会大幅折损；在海外投资公司是很多企业家的选择，如何把公司资产无损地转化成现金，他还在犯愁。
徐钦实在新加坡从事资产管理近 10 年，他看到过去 5 年来新加坡创立家办的人分三批：第一批主要是 2020 年以前出来的东南沿海的外贸商；第二批是 2022 年以前出来的房地产、钢铁等传统行业企业家；2022 年到来的企业家或是追求资产安全的互联网新贵，或是受到中美贸易影响，不得不外迁产业链的上市公司实控人。
“这其实就是中国近些年产业变迁的脉络。” 他说。
徐钦实发现了这些高净值人士身上的共同点：非常依赖以往的投资逻辑。
要么是过于保守。比如，有一位客户对家办的期待是每年有 20 - 30% 年化回报率，但做完风险等级测试，徐钦实才发现这位客户连本金都不愿意损失，甚至还想刚性兑付。这类人追求安全第一，把家办当成保险柜、大后方。
要么是过于激进，一位客户把自己全部的流动资产都投入到股市上，徐钦实尝试扭转客户，让他们从熟悉的人民币、中概股投资逻辑跳出来，理解美元多元化的投资逻辑，但和客户很难沟通。
他很无奈，“这些人过去之所以能赚到钱，很多是靠以小博大的赌徒心态，本身就是大号的韭菜和散户。”
2022 年前三季度，那位把流动资产都投到股市的客户亏了 3000 万美元。现在，他建议客户们的投资方向从股市转向 PE 或 VC ，投资对象从中国公司转向欧美公司。
职场忠告：可以卷自己，但别卷别人
创业者们来到新加坡之前，往往都有预期，知道东南亚是个比中国小得多、分散得多的市场，但真的身临其境，才知道小得有多具体。
对中国创业者来说，“新加坡就是个城市级别的市场。”2022 年来到新加坡创业的在线教育创业者李晓明说。
新加坡本地市场有限，只有 500 多万人口。连续创业者曹桂林说，这里只适合做个 “指挥部”，真的要做出海业务还是得走向全球。
在东南亚，现金支付仍是主流，据 2021 年东南亚互联网经济报告显示，这一年现金在支付总交易额（GTV）所占比例在 60% 左右。Grab 已经是东南亚最大的网约车平台，但在新加坡 Grab 司机的座位旁，多数都摆放着收零钱的小篮子。
东南亚消费能力也有限，2021 年，东南亚 11 个国家中唯一一个 GDP 超过万亿美元的国家是印度尼西亚，人均 GDP 只有 4349 美元（约 2.8 万人民币），只有同年中国甘肃省人均 GDP 的一半多。
一位游戏公司高管认为，东南亚游戏用户付费能力极差，还是在和 VC 讲故事的阶段，“你看国内哪家互联网公司把青海、西藏地区做得好了？很难。”
李晓明感叹过去十年在中国创业的人的幸运，一款产品做出来就是面向 14 亿人，而且不用考虑像东南亚各国间巨大的宗教、法律和支付方式等差异。
他正在认识和接受在新加坡创业的现实。国内的教育公司的学生数量，是以百万为单位的，比新加坡全国学生人数还多，且积累的周期就是过去的 5 到 10 年。而他从 2022 年年中开始的新加坡业务，只有 1000 多个本地学员。
他和朋友几年前在国内创立了一家在线教育公司，公司两年前就开始把国内课程卖给海外华人，海外已经有数万名学员，但一直没在海外设立团队。
中国的 “双减” 政策是李晓明来到新加坡创业的直接动力。考虑到新加坡已经是东南亚基础设施最先进的国家，他决定将公司的海外业务第一站设在这里，设计针对东南亚学生的本地课程。
课程内容要作本地化调整：课件中不能出现狗、猪，哪怕是卡通形象。在东南亚，文莱、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穆斯林占比都超过 50%。
以往熟悉的打法无处施展。在国内，教育公司熟悉的销售手段是在学校、商场门口向学生家长散发传单，这是最精准最有需求的群体，来自国内的员工也把这作为成功经验在新加坡分享，但会上就有新加坡本地员工向李晓明建议：可能会被当成小商小贩，品牌形象受损。商场也只允许店铺在自己店面门口散发传单，一旦站在别的店面门口就会被其他店主投诉。
李晓明很无奈，“这时候才知道什么叫流量——流过你门口的才算你的量。”
李晓明的教育公司在国内扩张的一种方式是，找线下教育机构加盟，李晓明提供录制好的课程内容，线下机构提供场地和助教老师，一位资金充沛的店主两年内扩张 10 家店不是什么难事。但到了新加坡，李晓明发现小机构店主没什么扩张的欲望。他们更像按照家庭生意的方式来经营，店主就是老师，招上百个学生 3 年回本。
创业者们也需要适应本地不同的工作节奏。李晓明观察，在中国 10 个员工中至少 8 个人愿意 “卷”，但在新加坡只有 4 个。他们往往从 5 点 58 分就开始收拾东西，6 点准时下班，哪怕老板本人就坐在他们旁边。
创业者们没法都请中国员工来 “卷”，新加坡政府规定，公司必须要招聘较大比例的本地人，才有一定招聘外国人并发放工作签证的配额，以保障本地人的工作机会。
“奋斗氛围比中国差很多。” 李晓明说。
一位 2022 年刚加入 Shopee 的员工从部门负责人那里得到的一则忠告是，“你可以卷你自己，但别卷别人。”
他见证了公司内部的一场文化冲突：2022 年上半年，一批阿里巴巴高管加入 Shopee，他们带来了阿里的工作方式：每周让员工多留半小时，总结复盘一周工作。一些员工因此主动离职或转岗。
在深圳习惯了每天工作 13 个小时的游戏行业从业者严晓频，来到新加坡松了口气。以前的工作软件是钉钉，不分工作日和周末，如果没有及时回复消息催促电话就会打到手机上。现在他和同事们谈事都提前通过 Google Calendar 预约，很少临时拉群；晚上 7 点准时下班，他在意的脂肪肝问题也在好转。
字节跳动是个例外。2020 年在新加坡设立亚洲地区（除中国）总部后，从中国招来了大量员工，一起带来的还有国内的工作氛围。一位字节跳动合作商说，2019 年对接的字节员工还是新加坡人，周末从来不回复工作消息，2020 年对接人换成了更勤奋的中国员工，周末会主动回访。
六点办公楼统一关闭空调是新加坡物业的默认规则，字节租下了新加坡中央商业区莱佛士码头一号三层楼后，空调关闭时间延长到了七点半。
一位 2022 年初来到新加坡的 TikTok 员工说，自己租房子时考虑的第一条就是要离公司近，就像他在北京时那样，这源于创始人张一鸣的看法，“年轻人不应该浪费精力在下班挤地铁上”，为此公司愿意为住得近的员工每个月提供上千元人民币的房补。
新加坡小到 20 分钟就可以打车去大部分地方，字节员工住哪里都能很方便地来公司加班。
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新加坡主岛的一端到另一端不足 50 公里，从市中心打车，20 分钟就能达到大部分地点——这让不少从北京、上海搬来生活的人感到松弛。
新加坡最高的点只有 163 米，即位于城市中心的武吉知马，一位来自北京的户外运动爱好者说，自己来到新加坡后最常爬的山就是这里，他很快又纠正，那只能算 “小土坡”。
“大家在新加坡真的无聊，太无聊。” 在新加坡已经生活了三年的李小蛙说。
有一个生造词形容新加坡的生活氛围，“ singaboring ” ，它由 “新加坡（Singapore）” 和 “烦闷的、无聊的（boring）” 组合而成。
“第一天吃饭，第二天打球，第三天干啥呢？地方就这么小。” 李小蛙之所以组织徒步也是想找点新消遣，但走来走去都是同一条路线，因为城市中心风景最好的地方就是麦里芝水库。重复走到 “水库边的每只猴子都认识了”。
待了两个月，高国华就觉得无聊了，虽然才过 40 岁，但他觉得自己心态在衰老。他开始在院子里种起罗勒，百里香，放进茶里增加香气。为了掌握热带植物种植技巧，他跑进图书馆里看书学习。他还开始重拾绘画，画着画着更沮丧，和以前一样，他知道自己成不了艺术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