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本着科学的精神，Fallon又给自己做了详细的基因检测。从基因检测的结果中，Fallon发现自己拥有所谓的“战士基因”：这是一个位于X染色体上的基因，代号MAOA，与人的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血液复合胺的分解有关。如果它没有正常工作，这些神经传递素的堆积将会造成人的反常情绪，导致人的暴力行为。
所以，这也是第一个被确定的与人类攻击性行为有关的基因。自从这个基因的功效发现问世以来，有越来越多的科学研究证明，MAOA和暴力倾向之间的确存在联系，如果拥有这种战士基因的人在儿童时期受到了虐待，将更容易做出反社会的暴力行为。
（图:来源自网络）
这个发现，让Fallon教授将对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到了自己童年的回忆中。曾经被他忽视的很多童年细节，成长经历，开始慢慢浮现在他眼前。渐渐地他发现，原来自己并非完全没有心理变态的前兆，只是被掩盖和遗忘了...
这其中的答案就是——父母养的好
因为童年有足够爱，所以没有长成变态
回忆童年，Fallon最大的感受是快乐。
他出生在一个和睦健全的家庭中。在他出生前，母亲经过了多次流产，乃至于终于得到了Fallon这样一个健康的宝宝后，一家人都格外珍惜。父母从小对他也是用心呵护，并没有给他带来什么难以忘怀的伤害，更不用说是虐待了。
但越是这样平静快乐的童年环境，就越能凸显出Fallon身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寻常特点。
首先，他是一个非常争强好胜的人，但凡是比赛、竞争，都喜欢争个输赢，就算是玩游戏打纸牌都非常认真投入，想尽办法就是要赢，常常会惹怒和自己一起玩的人。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了现在，就像妻子说的，自己好胜心强到连自己的孙子孙女都不放水，的确有点奇怪；
其次，细细想起来，小时候他还是有一些暗戳戳的叛逆行径。比如他曾经自制了管状炸药来玩，偷了别人的车子来玩，青春期时候还悄悄地闯进店里去偷酒喝。每一次遇到警察被拦住的时候，他都是小伙伴中最淡定的那个人，完全不会表现出焦虑、紧张、愧疚等常见的犯错后的状态，乃至于每次被警察问话后他都是最快被放走的那个人。
他并不是能装，而是真的很淡定，感受不到那种紧张。而且，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好像纯粹是为了开心，比如偷了东西后总是会原封不动地还回去，仿佛享受的是过程而不是结果。
最重要的是，在他长大后，这种不寻常的行为还是时有发生。
（图:来源自网络）
比如，1990年代Fallon曾有一段时间住在非洲。当时他的一位好兄弟从纽约过来探望他，Fallon带着这个朋友去了乌干达和肯亚边境的埃尔贡山基塔洞穴，游玩了两天后便送朋友回美国。
大概两年后，这个朋友愤怒地找到Fallon，说再也不相信他了，因为朋友后来才知道，Fallon带他去的那个洞穴是致命的马尔堡病毒的起源地，但Fallon当时对此只字未提。如果早知道那个地方这么危险，他说什么也不会和Fallon一起去的。更不用说当年Fallon还带着自己16岁的儿子，在那附近篝火、钓鱼、露营的时候，真的遇到了狮子豹子之类的野兽，其他家人们都害怕得躲在车里，Fallon却不以为意继续带着儿子在外面玩....
这样想想，Fallon觉得自己有时候是真的挺混蛋的。
如果不是确认自己的功成名就是真的、家庭美满也是真的，这些行为放别人身上，不就是自己研究的潜在反社会人格吗？
（图:来源自网络）
但是，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自己没有真的发展成一个反社会变态，把变态心理付诸行动呢？
经过深刻的反省、回忆后，Fallon认为是自己快乐的童年让自己免于变态。
简单说，他在成长过程中由于家人给予了足够的爱和关怀，储存了足够多的“善良和快乐”，使得他即便长大后偶尔发神经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能悬崖勒马；由于足够好的引导，他把争强好胜的力气用在了正途上。
“我回忆起母亲，想起她在院子里，坐在三角凳上修剪杜鹃花。当时我心里就想，她就是我凳子的第三条腿。我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基因和大脑，但母亲是那条防止我倾覆的第三条腿。
她总是坚定地认为我是一个好孩子，是她帮助我茁壮成长，成为了一个善良聪明的人。我被爱了，是这种爱保护了我。”
也是这个回想，让Fallon提出了一个“三角凳”理论：决定一个人变态心理的主要有三个方面：基因，大脑损伤，以及环境因素。
他拥有战士基因和心理变态者的大脑结构，但却由于成长的环境充满了善意和爱，避免了他心理最终的垮塌和变态...
如何预防自己犯罪？
反复问自己：善良的人会怎么做！
对自己的成长经历有了从外到内深刻的研究之后，Fallon意识到自己这一路走来是多么凶险。除了感谢自己的家人、父母还有妻子总是在对的时间引导他做对的事情外，Fallon也渴望能够靠自己建立起一种能约束自我变态心理的机制。
因为在Fallon原有的研究中，自己这样的人是非常危险的，大脑的构造决定了自己就是冲动易怒情绪化的人，缺乏自发的同理心，在理智上能够理解道德原则但是在情感上缺乏适当的同理心。
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缺憾，Fallon开始培养自己一个心理习惯：当他遇到一些纠结的问题时，他会反问自己，“一个善良正常的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会怎么做？”
通过这个习惯，他渐渐改正了许多生活上原有的毛病。
比如，当他妻子的家人过世的时候，Fallon原本想随便找个借口推脱掉葬礼。但在反问自己过后，他意识到一个善良的人应该懂得，自己的陪伴对妻子来说很重要，于是放弃了去海边喝酒的计划，陪妻子回去参加了葬礼。
类似的事情还很多，妻子也表示在Fallon对自己深刻反省研究过后，他变得更加体贴，懂得尊重别人的感受了。
如今，Fallon教授关于“天生变态狂”的研究，在经过对自己的怀疑和反省后得到了深化。他开始面对公众讲述自己的故事，并带领大家一起探讨在变态心理方面，“天生的生理特征”和“后天的成长环境”之间的关系。
Fallon的理论吸引了很多人，2009年时，他还受邀客串了著名美剧《犯罪心理》中的一个心理变态的心理学教授：在剧中介绍自己的理论，简直是在本色出演...
经过这些年的研究，Fallon的理论仿佛又回到了一个“模拟两可”的阶段：既不是完全的基因决定论，但也并不认为足够完美的成长环境就一定能避免心理变态的养成。
在如今年近70的Fallon眼里，多年的科学研究能够告诉他的最重要最明确的道理就是：人性是复杂的，人的善恶行为的产生过程也是难以捉摸的。关于善恶形成的原因，像Fallon这样的科学家们还会继续研究下去。
不过，公众从Fallon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肯定的是：有爱的环境更有可能避免个人走上歪门邪道，而童年的创伤和虐待，不管是否会改变大脑的结构，都更有可能催生出心理变态者...
对于有理性的成年人来说，就算在情感共鸣方面有欠缺和迟钝之处，但如果能够同Fallon一样自省，刻意学习去做一个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那最终也能过出平静正常的人生，给自己也给自己周围的人带来快乐和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