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投函《海峡时报》，探讨如何避免医护人员和病患之间“鸡同鸭讲”的状况出现。（海峡时报档案照片）
作者 王震宇
红蚂蚁依稀记得，童年时有这么一幕：
外婆身体出现了疑似糖尿病症状，母亲带着我陪她去看病，问诊的是一名年轻女医生。
医生的华语不是很灵光，但还是尝试询问外婆的情况，可惜外婆只会讲福建话，开口说了几句后，医生一脸无助地看着红蚂蚁的母亲问道：“她说什么啊？”
母亲之后就全程充当翻译，医生才明白发生什么事，并以英语向母亲解释诊断。
20多年后的今天，医护人员和病患之间“鸡同鸭讲”的情况有些什么改变？我们从《海峡时报》日前刊登的两篇读者来函可以看出。
外籍和年轻医护人员难用方言沟通
（海峡时报截图）
一名男子投函写道，他的母亲只会说广东话，近期到一家综合诊疗所看病时，原本被分配到一名讲英语的护士。
在老人家表明她无法理解双方的对话时，另一名讲华语的护士过来帮忙，但老人家的华语也不流利，虽然尽力了解护士说出的医学术语，到头来仍一知半解。
这名男子表示，他明白护士已经尽全力和他的母亲沟通，但母亲出于礼貌，没有告诉她们自己其实没有完全听懂她们的话。
他因此问道：
“新加坡医疗系统是否有相关措施，让病患注明他们首选或倾向使用的语言，以便他们分配到具备适当语言能力的医护人员？”
这篇读者来函刊登的两个星期后，新加坡知名肠胃及肝胆专科顾问医生韦俊韬也投函《海峡时报》，透露自己的确观察到这个现象。
他指出，许多医护人员都是外籍人士，因此无法使用华人方言沟通。
再者，许多年轻一辈的医生和护士，也遇到这个问题。
有医生认为，许多医护人员都是外籍人士，无法用华人方言沟通，而年轻一辈的医生护士也会遇到这个问题。（联合早报）
据韦俊韬医生观察，医疗机构一般有能以福建话或广东话沟通的职员，但人数不多。
况且，他们也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完成，需要他们协助与病人沟通的时候，他们未必走得开。
拟定精通方言员工名单可派上用场
上述问题的核心其实就是语言障碍。它之所以令人感觉难以避免，是因会说方言的新加坡人有逐步下跌的迹象。
新加坡统计局前年发布的2020年人口调查数据显示，47.6%的受访华族家庭在家中最常说英语，以华语沟通的家庭则占40.2%。
然而，只有11.8%的华族家庭会在家中说方言，相比2010年的19.2%显著下滑。
综合诊疗所发言人说，他们有一份员工名单，列明曾受训熟悉各种不同本土语言的员工名字。（联合早报）
即便如此，新加坡一些医疗机构还是有应对措施，促进双向沟通。
大巴窑综合诊疗所主管陈凯伟（音译）医生在回复读者来函时透露，病患第一次到综合诊所看病时，电子病历系统都会记录他们的语言偏好。
他也说，诊所也会准备一份员工名单，这些员工都曾接受训练，熟悉各种不同的本土语言（vernacular languages），有需要时，可以在问诊过程帮助只会说方言的病患。
韦俊韬医生也认同，医疗机构如果都能拟定一份名单，清楚列明精通各个语言和方言的员工和义工，必要时绝对能派上用场。
他说：
“名单上的员工或义工，可在病患前来看病时担任口译员，不论是面对面或电话上的解说都能给予帮助。”
不只是院方和病患之间的问题
年长者看病或复诊时，是否有其他人陪同？（海峡时报）
诚然，年长者在其他多种场合，也许同样会碰到“鸡同鸭讲”的窘境，不过在医疗机构的环境中，这个问题更显得棘手，因为这关乎老人家的健康，甚至性命。
一篇读者来函也指出，医学术语也构成一道障碍。
另一方面，病患“有听没有懂”状况看似单纯，也折射出一些社会问题。
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是：年长者看病或复诊时，是否有其他人陪同？
这个问题可能有几个答案：病患由亲友陪同、由女佣陪同，或是独自一人。
倘若是后两种情形，老人家就更可能落入无法全然明白医护人员指示的情况，而除非女佣有相关的语言能力，要求她们当翻译好像也有些强人所难。
韦俊韬医生认为，最理想的情况，还是有家人或亲戚陪同复诊。
他引述个人经历指出，他的父母只会说广东话，英语和华语能力欠佳，因此两老每次要看医生时，他都会陪同在侧。
“这也让我有机会跟医生交流，了解他们的病况及治疗方案。”
他因此建议，医生问诊前，让年长病患拨电给孩子或孙子，由他们充当翻译。
但这么做的前提是后辈必须能与长辈沟通，唯按照之前引述的统计局的数据，方言的使用似乎已不再那么普及。
（联合早报）
就像帮助年长者掌握数码技能进程中所遇到的挑战一样，新加坡迈向超老龄化社会之际，即使面对语言障碍、独居老人日渐增加的情况，仍应设法确保年长者不会因为某一方面的不足，而无法获得所需的医疗照顾，甚至渐渐与社会脱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