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者投函《海峽時報》，探討如何避免醫護人員和病患之間「雞同鴨講」的狀況出現。（海峽時報檔案照片）
作者 王震宇
紅螞蟻依稀記得，童年時有這麼一幕：
外婆身體出現了疑似糖尿病症狀，母親帶著我陪她去看病，問診的是一名年輕女醫生。
醫生的華語不是很靈光，但還是嘗試詢問外婆的情況，可惜外婆只會講福建話，開口說了幾句後，醫生一臉無助地看著紅螞蟻的母親問道：「她說什麼啊？」
母親之後就全程充當翻譯，醫生才明白髮生什麼事，並以英語向母親解釋診斷。
20多年後的今天，醫護人員和病患之間「雞同鴨講」的情況有些什麼改變？我們從《海峽時報》日前刊登的兩篇讀者來函可以看出。
外籍和年輕醫護人員難用方言溝通
（海峽時報截圖）
一名男子投函寫道，他的母親只會說廣東話，近期到一家綜合診療所看病時，原本被分配到一名講英語的護士。
在老人家表明她無法理解雙方的對話時，另一名講華語的護士過來幫忙，但老人家的華語也不流利，雖然盡力了解護士說出的醫學術語，到頭來仍一知半解。
這名男子表示，他明白護士已經盡全力和他的母親溝通，但母親出於禮貌，沒有告訴她們自己其實沒有完全聽懂她們的話。
他因此問道：
「新加坡醫療系統是否有相關措施，讓病患註明他們首選或傾向使用的語言，以便他們分配到具備適當語言能力的醫護人員？」
這篇讀者來函刊登的兩個星期後，新加坡知名腸胃及肝膽專科顧問醫生韋俊韜也投函《海峽時報》，透露自己的確觀察到這個現象。
他指出，許多醫護人員都是外籍人士，因此無法使用華人方言溝通。
再者，許多年輕一輩的醫生和護士，也遇到這個問題。
有醫生認為，許多醫護人員都是外籍人士，無法用華人方言溝通，而年輕一輩的醫生護士也會遇到這個問題。（聯合早報）
據韋俊韜醫生觀察，醫療機構一般有能以福建話或廣東話溝通的職員，但人數不多。
況且，他們也有自己的工作需要完成，需要他們協助與病人溝通的時候，他們未必走得開。
擬定精通方言員工名單可派上用場
上述問題的核心其實就是語言障礙。它之所以令人感覺難以避免，是因會說方言的新加坡人有逐步下跌的跡象。
新加坡統計局前年發布的2020年人口調查數據顯示，47.6%的受訪華族家庭在家中最常說英語，以華語溝通的家庭則占40.2%。
然而，只有11.8%的華族家庭會在家中說方言，相比2010年的19.2%顯著下滑。
綜合診療所發言人說，他們有一份員工名單，列明曾受訓熟悉各種不同本土語言的員工名字。（聯合早報）
即便如此，新加坡一些醫療機構還是有應對措施，促進雙向溝通。
大巴窯綜合診療所主管陳凱偉（音譯）醫生在回復讀者來函時透露，病患第一次到綜合診所看病時，電子病歷系統都會記錄他們的語言偏好。
他也說，診所也會準備一份員工名單，這些員工都曾接受訓練，熟悉各種不同的本土語言（vernacular languages），有需要時，可以在問診過程幫助只會說方言的病患。
韋俊韜醫生也認同，醫療機構如果都能擬定一份名單，清楚列明精通各個語言和方言的員工和義工，必要時絕對能派上用場。
他說：
「名單上的員工或義工，可在病患前來看病時擔任口譯員，不論是面對面或電話上的解說都能給予幫助。」
不只是院方和病患之間的問題
年長者看病或複診時，是否有其他人陪同？（海峽時報）
誠然，年長者在其他多種場合，也許同樣會碰到「雞同鴨講」的窘境，不過在醫療機構的環境中，這個問題更顯得棘手，因為這關乎老人家的健康，甚至性命。
一篇讀者來函也指出，醫學術語也構成一道障礙。
另一方面，病患「有聽沒有懂」狀況看似單純，也折射出一些社會問題。
其中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是：年長者看病或複診時，是否有其他人陪同？
這個問題可能有幾個答案：病患由親友陪同、由女傭陪同，或是獨自一人。
倘若是後兩種情形，老人家就更可能落入無法全然明白醫護人員指示的情況，而除非女傭有相關的語言能力，要求她們當翻譯好像也有些強人所難。
韋俊韜醫生認為，最理想的情況，還是有家人或親戚陪同複診。
他引述個人經歷指出，他的父母只會說廣東話，英語和華語能力欠佳，因此兩老每次要看醫生時，他都會陪同在側。
「這也讓我有機會跟醫生交流，了解他們的病況及治療方案。」
他因此建議，醫生問診前，讓年長病患撥電給孩子或孫子，由他們充當翻譯。
但這麼做的前提是後輩必須能與長輩溝通，唯按照之前引述的統計局的數據，方言的使用似乎已不再那麼普及。
（聯合早報）
就像幫助年長者掌握數碼技能進程中所遇到的挑戰一樣，新加坡邁向超老齡化社會之際，即使面對語言障礙、獨居老人日漸增加的情況，仍應設法確保年長者不會因為某一方面的不足，而無法獲得所需的醫療照顧，甚至漸漸與社會脫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