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项调整，李显龙事前曾与吴作栋讨论过。“因为之前的方程式是我拍板的，所以他来找我讨论这事。”吴作栋说道。“我支持他做出调整。旧有的方程式不改变，他实在很难继续下去。考虑到当时民间的情绪，他不对部长薪金作出一些调整的话，根本难以再继续治理国家。”
对吴作栋来说，2011年的政策调整对于部长薪金这场永无休止的争议来说，蕴含着一个宝贵的教训。在他看来，这个课题的答案不在于完全取消与私人企业挂钩的方程式。关键其实攸关政府的表现。当政府做得好，经济强劲增长，住屋、医疗、交通等顺利发展，关于薪金的辩论就相对和缓。“人们当然还是会埋怨，还是老爱说部长赚大钱，可是这样的挖苦会少得多。”他分享自己的观察。“不过，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嘲讽恶言就会满天飞，说你领一份这么高的薪水，还是没把工作做好。所以，虽然薪资争议会永远存在，不过在多数时候它还不至于成为压倒性课题，左右选民的投票取向。”
他的说法不是毫无根据的。虽然部长薪金方程式在1994年开始落实，在随后的1997年大选中，吴作栋仍然成功率领人民行动党强力回弹，支持率上升的趋势还一路延续到2001年大选。他语重心长地说：“薪金课题带来的困扰还是挥之不去的，但还有其他更迫切的因素，促使选民认真去思考眼前所面对的挑战。”
问：您在2018年发表了“平庸论”之后，大家都对您都说了些什 么?
答：一个好朋友告诉我，很多人都在炮轰我。他劝我别再提起部 长薪金这回事了，维护这项政策再也不是我的责任。我应该 就潇洒地策马向夕阳驰骋而去，没必要再惹这一身腥，坏了 自己的人气和名声
问：所以您会接受他的忠告吗?
答：我这不又是在谈这事了。
问：2018年您说了那番话之后，部长们可曾来找过您，说，请别 再提起这个课题了?
答：总理将我谈话的文字记录转发给部长。他对大家说，我说得 没错。我认为有些部长不希望这个课题再次引起公众关注。总理把我的言论转发给内阁，是为了告诉大家，这个课题是 不可能回避的。
问：您还会继续在公开场合上谈论这事吗?
答：只在我觉得必要的时候。我会比总理或者其他部长更可以对这个课题畅所欲言，因为我已经是局外人了，不再有既得利 益了。我早已隐退，现在完全不领薪。“荣誉国务资政”只是个名衔，并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是个受薪职位。
问：现任内阁如何处理这个问题?
答：公务员的薪酬调高了。本来就该如此，因为如果制定了一个方程式而不遵照，受影响的不光是行政官员，也包括隶属于公共部门的律师、医生和其他官员。必须作出相应调整，否则他们会说政府延误了公务员的薪金，而最终我们公共领域 里最优秀的公务员也可能就流失到私人领域了。
可是部长薪金并没有调高，虽然最近曾在2017年作过检讨。市场薪金水平自2011年以来基本上呈现上升趋势，2017 年则是稍有回落。我认为政府当时的想法是，小幅度加薪虽然合情合理，却犯不着为了薪金微调而引发民间不快，得不偿失。我当时已不在内阁了，不然我一定会提出，说任何 时候作调整都会引起民间不满，但是小幅调高至少还比较容 易让人接受。制定方程式，就是为了方便我们系统化地对部长薪金进行检讨并作出相应调整，而不必每一次都得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在我看来，政府错过了一次大好机会向国人展示，这套方程式能够随着市场薪金水平而上扬或下调，两者都适用。
如果等到落差扩大时才来根据方程式进行调整，那民间的反弹肯定会更大。自2011年大选后的那一次检讨之后， 政府就没再调整部长薪金了。总理会在他的任期结束前最后出击调整部长薪金吗？新总理上任后可愿意检讨薪金？当然不会马上这么做。他会在任内第一场全国大选来临之前的一 两年内这么做吗？也不会。那之后呢?或者干脆把这事留给第五代领导班子来进行? 检讨部长薪金，在政治上永远是个棘手的难题，重要 的是要怎么坦诚交代这个课题，然后希望大多数国人能够明 白。可是政府必须有所表现——这才是核心所在。如果政府表现不如预期，民间的不满情绪高涨，薪金问题自然就变得 更尖锐了。反之，假如政府做得很好，这个课题还是会存在，但只会隐没在暗处。我相信大多数选民都是理智的。我不认为他们会单凭部长薪金高就决定不把票投给你。到头来还是得看政府的整体表现，以及人民的生活是否变得更好。
问：万一政府今后都不敢再触碰这个课题了，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答：如今要说服优秀能干的人才从政，变得越来越困难了。当然，还是会有一些人觉得受到了感召，挺身而出。他们想要 这么做，想要为国家作出贡献，即便这意味着得作出一些牺 牲。
在当今的情境中，让人才对政坛裹足不前的首要原因， 其实是社交媒体。失去个人隐私是个长期存在的障碍，不过 这还是可以克服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不难调整。如果还必 须在经济方面再承受太大的牺牲，那就变得更加困难了，因 为你还得同时面对其他的负面因素。
话虽如此，我们绝对不能以薪酬作为吸引人才从政的诱 因。绝对不行。这也是我们一贯坚持的立场。但我们也不能 让薪酬成为其他重重牺牲之外的又一重障碍。
问：说服公务员从政，是不是向来要比说服企业界人才容易?
答：同样变得越来越困难。公务员因为对治国方针和决策过程较 为熟悉，所以可以成为很出色的部长，晋升部长自然也是他 们在原有事业上更上一层楼。问题在于他们能不能也当好政 治领导人，有没有激励民心的气魄。可是现在就连公务员也 越来越不愿意从政了。我要再一次强调的是，他们不愿意从 政，并不是因为薪水。而是社交媒体等其他障碍。还要考虑 到家人的处境。为什么要让挚爱的家人曝光，公开面对外界审视? 我相信在2020年大选过后，愿意放弃稳定的公共服务 事业转投充满变数的政坛的高级公务员，就会更少了。即便 如此，我们还是必须锲而不舍地尝试说服那些符合条件的人 从政。用“为国服务”的使命感召唤他们。
要牢记的是，部长不光是要为民服务，更要能够展现出 领导魄力。第二个角色要比第一个更难做到。身为公务员， 他们本来就已经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为人民服务。要他们离 开一份舒适自在的事业，转投政治大染缸，领导国家与人民 向前走......你还真别说，这还真是一项高难任务。
问：那还剩下哪些人?
答：军人？(笑)别小看军人啊，他们可是优秀潜在候选人的重 要宝库。他们在新加坡武装部队都曾有过出色表现，睿智干练。新加坡武装部队有一套运转自如的人员汰换制度，为了 使部队保持年轻化，而让高级将领很早退伍。这些高级将领 退伍时都只有四十来岁，形成了一个有能力、有干劲又有奉 献精神的人才宝库。我们清楚知道他们的人品、才智，对国家的忠诚。军人可能存在的唯一问题是，他们多年来所接受 的刻苦训练，目标就只有一个，那就是保卫新加坡，击退任 何来犯的威胁。所以，我们还得考验他们能否在施政时展现 灵活度，是否具备政治嗅觉。
一旦加入政坛，就得穷尽一切办法学会应付广泛的政治 课题。你得学会怎么跟各行各业的民众打交道。身为军官将 领，你对着部下士兵发号施令，但在民事世界里又不是这么一回事，你得不断游说才能服众。我要说的是，看着现在的 局势发展，可以预见内阁中将会有越来越多将军。现在就有 迹可循了。有些人还调侃说，难怪全国大选称为“General Election”，意即“将军选举”。(笑) 我们还算是幸运的，拥有一批军官，可以从中招揽有潜 质的部长。我担任国防部长和总理期间，就曾经与好多位能 干的将军共事过，他们都是全心全意为国家服务，在必要时 甚至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可是我们也需要延揽各行各业拥 有不同经验背景的能人志士加入内阁，包括男性女性，才能 降低“集体盲思”的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会再三强调从 私人企业界延揽合适的顶尖人才的重要性。总理在2020年 全国大选中引进陈诗龙医生，自然是好事;他在医疗领域和 企业界的经验，让他能够有效地处理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
问：对部长薪金方程式的一个常见批评是，这个制度太僵化，何 况并非所有部长都值得领这么一笔高薪。您同意这个说法吗?
答：事实是，不是所有部长都有能力成为出色的总裁。同样地， 也不是所有总裁都能成为优秀的决策者。不过，这两个角色 都对个人有着难以置信的高要求，也加诸了重大责任。这也 就是为什么两者足以相提并论。
总理要怎么决定每位部长的薪金?就看个别部长必须 承担的责任，以及工作表现。部长薪金采取的是工资评级制 度，花红也因人而异。我相信全世界唯有新加坡一个国家采 取这样的制度：部长所得薪资取决于各自的职责范畴，所得 的花红也取决于工作表现。据我所知，还没有其他国家采取 这种做法。 新加坡部长薪金也采取了裸薪制度。这也就是为什么部 长薪金看似偏高，因为当中不存在在职者或家属的住屋、私 人用车或私人旅游福利等隐藏好处与津贴，退休后也没有养 老金。他们还需要自己支付健康保险。这个薪金制度是透明 的，担任政治职务者如有任何来历不明的财富而引起嫌疑或 指控，都必须清楚交代。
有人会说我们是政治白痴，怎会选择裸薪制度，而不是 给予一堆“看不见”的福利、津贴、养老金。这是因为我们 无论在过去或者现在，都秉持着一个信念——面对人民，势 必做到透明、问责、诚信。
问：一些部长退出政坛后并未转投私人企业界任职。
答：多数人希望能开创自己的事业。有些人受邀成为某些企业的 主席。还有人是不想做了。有位部长宁可在退休后含饴弄孙。至于我吧，我在私人企业界里找不到工作呀。(笑)
问：我并不是在指您。
答：我是以自己为例子来说明。技术上来说，我现在的确是无业游民。我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级顾问，但不是雇员，只以独立合约人身份领取象征性酬劳。出任李光耀学院主席，我 没收分文，这也完全没问题。
没有一家私人企业或淡马锡 关联公司邀请我当主席或给我一份工作。这肯定不是因为我 胜任不了企业界高管职位;我怎么说也曾经是东方海皇船务 公司董事经理。也许因为我还保有荣誉国务资政名衔，也还 算是还在政治体制内吧。幸运的是我还有点积蓄，也不愁著 找份领薪工作或担任董事什么的。子女也都长大成人了，太太也有自己的事业。所以我没什么好担心的。
设想新加坡部长也领着跟其他国家的政要一样的薪资。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好些都在位好久，赖著不走。一些人会利用现有的政治地位为引退后的事业铺路——我现在帮你， 日后轮到你扶我一把。一些人则是还在担任政治职务期间就 多方开拓其他收入来源。算盘就会不一样了。
问：您的算盘会怎么变化?
答：既然很清楚自己作为前总理要在私人企业界找份工也会挺尴尬的，我就多半不会愿意在政治事业正处于巅峰时候退下来。如果是这样，我们的政治交接布局会变成怎样？现任部 长说不出口的话，我在这里说了。在我们这个谨慎经营的政 治继承体制里，部长总是在六十出头就得退位让贤了。要是 他们的部长薪金远比现在低得多，他们就必须问自己，退休 后还能做什么来维持生计。
我要说的是，如果部长薪金不足以让部长在任时存够 钱，然后你为了政治传承就得要某位部长退位让贤，那位部长很可能会抗拒。我退下之后还可以做些什么?我为你打拼了这些年，而现在就因为你要我让位给年轻人，我就得被迫离职。这就会形成一种制度，就是，“我想什么时候走就什 么时候走”，而不是根据总理评估、为了领导层更替而引退。这就会为政治自我更新过程增添难度。而对一些才智兼 备、事业有成的年轻人才来说，看到人事变动不大，或是原任部长长期留任，接班遥遥无期，就会更难吸引他们从政。现实一点。看看其他国家的处境就知道。
问：不能为部长安排工作吗?
答：这不是我们应该做的。他们如果受雇于某家公司，也包括淡马锡控股关联公司，那必须是基于他们自身对这家公司所能带来的价值。我要说的是，付给部长足够与市场对应的薪金，让他们在六十出头退下来时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怎么发 挥当部长的经验，继续为社会作出贡献；而不是还要为生计发愁。否则，贤能才俊可能根本连政坛都不敢踏进来一步。 制定方程式为部长薪金定下标准，打从一开始就充满了争议性，至今仍是如此。在历经超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唯有一点是能让新加坡几乎所有人都认同的，那就是——这个令人讨厌的梦魇是丢不掉的。吴作栋坦承，他在1994年完全料想不到这股不信任情绪会根深蒂固且挥之不去：“坦白说，完全没想到。”
本文收录于《登高望远·吴作栋传》一书中，本书为新加坡前总理吴作栋个人传记，由作家白胜晖撰写。通过情节铺设，将吴作栋描述得绘声绘色。
领导人造就国家，而不可预测的时势则造就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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