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項調整，李顯龍事前曾與吳作棟討論過。「因為之前的方程式是我拍板的，所以他來找我討論這事。」吳作棟說道。「我支持他做出調整。舊有的方程式不改變，他實在很難繼續下去。考慮到當時民間的情緒，他不對部長薪金作出一些調整的話，根本難以再繼續治理國家。」
對吳作棟來說，2011年的政策調整對於部長薪金這場永無休止的爭議來說，蘊含著一個寶貴的教訓。在他看來，這個課題的答案不在於完全取消與私人企業掛鉤的方程式。關鍵其實攸關政府的表現。當政府做得好，經濟強勁增長，住屋、醫療、交通等順利發展，關於薪金的辯論就相對和緩。「人們當然還是會埋怨，還是老愛說部長賺大錢，可是這樣的挖苦會少得多。」他分享自己的觀察。「不過，如果政府做得不好，嘲諷惡言就會滿天飛，說你領一份這麼高的薪水，還是沒把工作做好。所以，雖然薪資爭議會永遠存在，不過在多數時候它還不至於成為壓倒性課題，左右選民的投票取向。」
他的說法不是毫無根據的。雖然部長薪金方程式在1994年開始落實，在隨後的1997年大選中，吳作棟仍然成功率領人民行動黨強力回彈，支持率上升的趨勢還一路延續到2001年大選。他語重心長地說：「薪金課題帶來的困擾還是揮之不去的，但還有其他更迫切的因素，促使選民認真去思考眼前所面對的挑戰。」
問：您在2018年發表了「平庸論」之後，大家都對您都說了些什 麼?
答：一個好朋友告訴我，很多人都在炮轟我。他勸我別再提起部 長薪金這回事了，維護這項政策再也不是我的責任。我應該 就瀟灑地策馬向夕陽馳騁而去，沒必要再惹這一身腥，壞了 自己的人氣和名聲
問：所以您會接受他的忠告嗎?
答：我這不又是在談這事了。
問：2018年您說了那番話之後，部長們可曾來找過您，說，請別 再提起這個課題了?
答：總理將我談話的文字記錄轉發給部長。他對大家說，我說得 沒錯。我認為有些部長不希望這個課題再次引起公眾關注。總理把我的言論轉發給內閣，是為了告訴大家，這個課題是 不可能迴避的。
問：您還會繼續在公開場合上談論這事嗎?
答：只在我覺得必要的時候。我會比總理或者其他部長更可以對這個課題暢所欲言，因為我已經是局外人了，不再有既得利 益了。我早已隱退，現在完全不領薪。「榮譽國務資政」只是個名銜，並不是像有些人所想的是個受薪職位。
問：現任內閣如何處理這個問題?
答：公務員的薪酬調高了。本來就該如此，因為如果制定了一個方程式而不遵照，受影響的不光是行政官員，也包括隸屬於公共部門的律師、醫生和其他官員。必須作出相應調整，否則他們會說政府延誤了公務員的薪金，而最終我們公共領域 里最優秀的公務員也可能就流失到私人領域了。
可是部長薪金並沒有調高，雖然最近曾在2017年作過檢討。市場薪金水平自2011年以來基本上呈現上升趨勢，2017 年則是稍有回落。我認為政府當時的想法是，小幅度加薪雖然合情合理，卻犯不著為了薪金微調而引發民間不快，得不償失。我當時已不在內閣了，不然我一定會提出，說任何 時候作調整都會引起民間不滿，但是小幅調高至少還比較容 易讓人接受。制定方程式，就是為了方便我們系統化地對部長薪金進行檢討並作出相應調整，而不必每一次都得提交國會進行辯論。在我看來，政府錯過了一次大好機會向國人展示，這套方程式能夠隨著市場薪金水平而上揚或下調，兩者都適用。
如果等到落差擴大時才來根據方程式進行調整，那民間的反彈肯定會更大。自2011年大選後的那一次檢討之後， 政府就沒再調整部長薪金了。總理會在他的任期結束前最後出擊調整部長薪金嗎？新總理上任後可願意檢討薪金？當然不會馬上這麼做。他會在任內第一場全國大選來臨之前的一 兩年內這麼做嗎？也不會。那之後呢?或者乾脆把這事留給第五代領導班子來進行? 檢討部長薪金，在政治上永遠是個棘手的難題，重要 的是要怎麼坦誠交代這個課題，然後希望大多數國人能夠明 白。可是政府必須有所表現——這才是核心所在。如果政府表現不如預期，民間的不滿情緒高漲，薪金問題自然就變得 更尖銳了。反之，假如政府做得很好，這個課題還是會存在，但只會隱沒在暗處。我相信大多數選民都是理智的。我不認為他們會單憑部長薪金高就決定不把票投給你。到頭來還是得看政府的整體表現，以及人民的生活是否變得更好。
問：萬一政府今後都不敢再觸碰這個課題了，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答：如今要說服優秀能幹的人才從政，變得越來越困難了。當然，還是會有一些人覺得受到了感召，挺身而出。他們想要 這麼做，想要為國家作出貢獻，即便這意味著得作出一些犧 牲。
在當今的情境中，讓人才對政壇裹足不前的首要原因， 其實是社交媒體。失去個人隱私是個長期存在的障礙，不過 這還是可以克服的。生活方式的改變也不難調整。如果還必 須在經濟方面再承受太大的犧牲，那就變得更加困難了，因 為你還得同時面對其他的負面因素。
話雖如此，我們絕對不能以薪酬作為吸引人才從政的誘 因。絕對不行。這也是我們一貫堅持的立場。但我們也不能 讓薪酬成為其他重重犧牲之外的又一重障礙。
問：說服公務員從政，是不是向來要比說服企業界人才容易?
答：同樣變得越來越困難。公務員因為對治國方針和決策過程較 為熟悉，所以可以成為很出色的部長，晉升部長自然也是他 們在原有事業上更上一層樓。問題在於他們能不能也當好政 治領導人，有沒有激勵民心的氣魄。可是現在就連公務員也 越來越不願意從政了。我要再一次強調的是，他們不願意從 政，並不是因為薪水。而是社交媒體等其他障礙。還要考慮 到家人的處境。為什麼要讓摯愛的家人曝光，公開面對外界審視? 我相信在2020年大選過後，願意放棄穩定的公共服務 事業轉投充滿變數的政壇的高級公務員，就會更少了。即便 如此，我們還是必須鍥而不捨地嘗試說服那些符合條件的人 從政。用「為國服務」的使命感召喚他們。
要牢記的是，部長不光是要為民服務，更要能夠展現出 領導魄力。第二個角色要比第一個更難做到。身為公務員， 他們本來就已經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為人民服務。要他們離 開一份舒適自在的事業，轉投政治大染缸，領導國家與人民 向前走......你還真別說，這還真是一項高難任務。
問：那還剩下哪些人?
答：軍人？(笑)別小看軍人啊，他們可是優秀潛在候選人的重 要寶庫。他們在新加坡武裝部隊都曾有過出色表現，睿智幹練。新加坡武裝部隊有一套運轉自如的人員汰換制度，為了 使部隊保持年輕化，而讓高級將領很早退伍。這些高級將領 退伍時都只有四十來歲，形成了一個有能力、有幹勁又有奉 獻精神的人才寶庫。我們清楚知道他們的人品、才智，對國家的忠誠。軍人可能存在的唯一問題是，他們多年來所接受 的刻苦訓練，目標就只有一個，那就是保衛新加坡，擊退任 何來犯的威脅。所以，我們還得考驗他們能否在施政時展現 靈活度，是否具備政治嗅覺。
一旦加入政壇，就得窮盡一切辦法學會應付廣泛的政治 課題。你得學會怎麼跟各行各業的民眾打交道。身為軍官將 領，你對著部下士兵發號施令，但在民事世界裡又不是這麼一回事，你得不斷遊說才能服眾。我要說的是，看著現在的 局勢發展，可以預見內閣中將會有越來越多將軍。現在就有 跡可循了。有些人還調侃說，難怪全國大選稱為「General Election」，意即「將軍選舉」。(笑) 我們還算是幸運的，擁有一批軍官，可以從中招攬有潛 質的部長。我擔任國防部長和總理期間，就曾經與好多位能 乾的將軍共事過，他們都是全心全意為國家服務，在必要時 甚至不惜賠上自己的生命。可是我們也需要延攬各行各業擁 有不同經驗背景的能人志士加入內閣，包括男性女性，才能 降低「集體盲思」的風險。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再三強調從 私人企業界延攬合適的頂尖人才的重要性。總理在2020年 全國大選中引進陳詩龍醫生，自然是好事;他在醫療領域和 企業界的經驗，讓他能夠有效地處理客工宿舍的冠病疫情。
問：對部長薪金方程式的一個常見批評是，這個制度太僵化，何 況並非所有部長都值得領這麼一筆高薪。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答：事實是，不是所有部長都有能力成為出色的總裁。同樣地， 也不是所有總裁都能成為優秀的決策者。不過，這兩個角色 都對個人有著難以置信的高要求，也加諸了重大責任。這也 就是為什麼兩者足以相提並論。
總理要怎麼決定每位部長的薪金?就看個別部長必須 承擔的責任，以及工作表現。部長薪金採取的是工資評級制 度，花紅也因人而異。我相信全世界唯有新加坡一個國家采 取這樣的制度：部長所得薪資取決於各自的職責範疇，所得 的花紅也取決於工作表現。據我所知，還沒有其他國家採取 這種做法。 新加坡部長薪金也採取了裸薪制度。這也就是為什麼部 長薪金看似偏高，因為當中不存在在職者或家屬的住屋、私 人用車或私人旅遊福利等隱藏好處與津貼，退休後也沒有養 老金。他們還需要自己支付健康保險。這個薪金制度是透明 的，擔任政治職務者如有任何來歷不明的財富而引起嫌疑或 指控，都必須清楚交代。
有人會說我們是政治白痴，怎會選擇裸薪制度，而不是 給予一堆「看不見」的福利、津貼、養老金。這是因為我們 無論在過去或者現在，都秉持著一個信念——面對人民，勢 必做到透明、問責、誠信。
問：一些部長退出政壇後並未轉投私人企業界任職。
答：多數人希望能開創自己的事業。有些人受邀成為某些企業的 主席。還有人是不想做了。有位部長寧可在退休後含飴弄孫。至於我吧，我在私人企業界裡找不到工作呀。(笑)
問：我並不是在指您。
答：我是以自己為例子來說明。技術上來說，我現在的確是無業遊民。我是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高級顧問，但不是雇員，只以獨立合約人身份領取象徵性酬勞。出任李光耀學院主席，我 沒收分文，這也完全沒問題。
沒有一家私人企業或淡馬錫 關聯公司邀請我當主席或給我一份工作。這肯定不是因為我 勝任不了企業界高管職位;我怎麼說也曾經是東方海皇船務 公司董事經理。也許因為我還保有榮譽國務資政名銜，也還 算是還在政治體制內吧。幸運的是我還有點積蓄，也不愁著 找份領薪工作或擔任董事什麼的。子女也都長大成人了，太太也有自己的事業。所以我沒什麼好擔心的。
設想新加坡部長也領著跟其他國家的政要一樣的薪資。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好些都在位好久，賴著不走。一些人會利用現有的政治地位為引退後的事業鋪路——我現在幫你， 日後輪到你扶我一把。一些人則是還在擔任政治職務期間就 多方開拓其他收入來源。算盤就會不一樣了。
問：您的算盤會怎麼變化?
答：既然很清楚自己作為前總理要在私人企業界找份工也會挺尷尬的，我就多半不會願意在政治事業正處於巔峰時候退下來。如果是這樣，我們的政治交接布局會變成怎樣？現任部 長說不出口的話，我在這裡說了。在我們這個謹慎經營的政 治繼承體制里，部長總是在六十齣頭就得退位讓賢了。要是 他們的部長薪金遠比現在低得多，他們就必須問自己，退休 後還能做什麼來維持生計。
我要說的是，如果部長薪金不足以讓部長在任時存夠 錢，然後你為了政治傳承就得要某位部長退位讓賢，那位部長很可能會抗拒。我退下之後還可以做些什麼?我為你打拚了這些年，而現在就因為你要我讓位給年輕人，我就得被迫離職。這就會形成一種制度，就是，「我想什麼時候走就什 麼時候走」，而不是根據總理評估、為了領導層更替而引退。這就會為政治自我更新過程增添難度。而對一些才智兼 備、事業有成的年輕人才來說，看到人事變動不大，或是原任部長長期留任，接班遙遙無期，就會更難吸引他們從政。現實一點。看看其他國家的處境就知道。
問：不能為部長安排工作嗎?
答：這不是我們應該做的。他們如果受僱於某家公司，也包括淡馬錫控股關聯公司，那必須是基於他們自身對這家公司所能帶來的價值。我要說的是，付給部長足夠與市場對應的薪金，讓他們在六十齣頭退下來時可以想想，自己可以怎麼發 揮當部長的經驗，繼續為社會作出貢獻；而不是還要為生計發愁。否則，賢能才俊可能根本連政壇都不敢踏進來一步。 制定方程式為部長薪金定下標準，打從一開始就充滿了爭議性，至今仍是如此。在歷經超過四分之一個世紀之後，唯有一點是能讓新加坡幾乎所有人都認同的，那就是——這個令人討厭的夢魘是丟不掉的。吳作棟坦承，他在1994年完全料想不到這股不信任情緒會根深蒂固且揮之不去：「坦白說，完全沒想到。」
本文收錄於《登高望遠·吳作棟傳》一書中，本書為新加坡前總理吳作棟個人傳記，由作家白勝暉撰寫。通過情節鋪設，將吳作棟描述得繪聲繪色。
領導人造就國家，而不可預測的時勢則造就領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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