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部長的高薪水一直備受爭議。不過前總理吳作棟卻說：「部長的薪水根本不足夠」。他的理由是什麼呢？本文詳細講述了吳作棟對於新加坡部長薪金的看法和思考。
2018年8月的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在東南區市長宣布將投入20萬新元推動更多社區項目之後，媒體記者就紛紛離開了職總大廈活動現場。大家都找到了新聞點；儘管沒多大看頭，這則社區撥款的消息也足以讓他們交差了。其實，同個場合隨後還有一場政治人物與基層領袖的對話會，會有好幾百人出席。可是像這類活動，媒體也見多了，就連吳作棟親自亮相也難以激起記者們的興趣。更何況他也說過的，這種場合「我一般不會想要說太多」。這位政壇元老寧可將鎂光燈和發言機會留給更年輕的議員。
一天後，本地新聞社交網站MustShareNews上載了一段音質含糊的神秘錄音片段，附上文字解說：「吳作棟——剽悍的部長」。這段音頻中，有個70歲的布萊德嶺居民阿都阿茲向台上的議員問及政府要如何為年長者做得更多。他提出了兩項建議：削減國防開支，讓年薪百萬的部長減薪。在場的吳作棟顯然對這些建議不以為然，稱之為「民粹主義做法」。他劈頭就說：「我要告訴你的是，部長的薪水根本不足夠，繼續這樣下去的話，我們很快就會找不到人從政了，因為連公務員賺的都比部長多。這些情況，你清楚嗎？」他先問對方，再補充說，其實如今政府已經不敢再給部長一份優厚的薪金了。
吳作棟當時進一步說明：「對我們這裡的任何一個人來說，100萬是很大一筆錢。那你要從哪裡找人來當部長？找那些每年只賺50萬的人，那些一年只能賺到50萬元的人嗎？我找人當部長，難道對方要求超過50萬年薪，我就不該用他了？那就只能吸引資質非常非常平庸、在外面連百萬年薪都賺不到的人來當我們的部長。想想吧，這種情況對你來說會更好嗎？或者最終對我們來說反而會更糟糕？」
這段錄音曝光後，另一家新聞網站「網絡公民」跟進報道，也請吳作棟對此作出回應。吳作棟辦公室將吳作棟與阿都阿茲之間的完整對話文字記錄發給對方，「網絡公民」隨即將之上載到網站上。吳作棟的言論在網上迅速傳開，負面聲浪鋪天蓋地。網絡世界毫不留情地炮轟吳作棟，尤其狠批他把「只賺50萬年薪」的人形容為「資質非常非常平庸」。整個事件偏又與部長高薪這個新加坡最不受歡迎的公共政策扯上關係，吳作棟的言論措辭形同公共關係里一次徹頭徹尾的大災難，堪稱他自2011年退出內閣之後最嚴重的一次個人形象危機。
幾天後，在國慶日當天，吳作棟發表了一則面簿帖文，對自己的言論作出澄清。他說：「我從不認為某個收入階層的人民是平庸的，這也並不是我的本意。跟我共事過的人都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人民。我從政的初衷就是為民服務。當了新加坡總理14年，我最關注的一直都是如何引領國家前進。而領導層是最大關鍵。在持續漫長 的危機動盪年代，我毫不懷疑國人會挺身而出為國奉獻，金錢不會是主要考量。但是如今是太平盛世，不需要降妖伏魔，個人的抱負、自 由、隱私、生活方式等等，就會成為優先考量因素。」
面對輿論炮轟，這位素來對民間反饋坦誠以對的政治領導人，並未置身於論戰攻守；他反而指出，這事在坊間引起熱議，讓他看到了 「一絲曙光」。「國人都懂得一分錢一分貨的道理，從榴槤、服飾， 到足球員、軍事武器，全都一樣。我希望國人願意更深刻地思考，怎麼做才能確保新加坡取得成功。」
他最後在面簿上說：「我歡迎多元看法甚至歧見異論。我希望能在適當的時候邀請這些人提供意見，也許就通過一場論壇吧。新加坡值得擁有最好的。」
接受本書訪問時談及此事，是吳作棟自那場風波後首次表態。他說這起事件引起的反彈他不感意外。「是我失言在先。我沒有好好地把話說清楚。所以受到狠批也是意料中事。我其實想要說的是，如果內閣招攬到的人都資質平庸，那內閣自然也會變得平庸。遺憾的是我提到了薪金。不提薪金的話，光是『平庸的人組成平庸內閣』這句話，是完全沒問題的。不過，一旦我把這個說法與薪資掛鉤，那所有 收入達不到這個數額的人就會不高興了。所以，我只能承受這樣的後果。」
有意思的是，這已不是他第一次將「平庸」的概念與部長薪金的語境掛鉤。1994年，他在國會辯論《部長與高級公務員薪金標準》白皮書時以總理身份發表開場演說，當時也提出了類似說法：「如果你準備接受一個平庸政府，不介意能力平平的阿陳或阿末來當你的部長或常任秘書，那部長及高級公務員的薪金水平就可以以全國人民收入的中位數為標準，大概一個月1500元。」
正因為吳作棟拒絕平庸，他制定了任內最具爭議性的政策，也就此掀起了一場永無休止的兩極化辯論，在新加坡平民百姓之間也看似難以達致任何妥協。而2018年，在相隔了24年之後的又一場「平庸」失言風波，只是再一次向他印證—— 關乎部長薪金這個棘手課題，即使過了這麼多年，其尖銳性也絲毫不減。「這個課題，是永遠沒完沒了的。」說著還略帶幾分認命的意味。
他不是要對自己留下的這一尷尬「遺產」推卸責任。儘管這塊政壇上的燙手山芋在李光耀逝世後即失去了其頭號布道師，可是吳作棟卻是毫不猶豫地順位而上，成了這場百萬元辯論的下一名堅定衛士。他說：「這個課題，不管任何時候，都要儘可能賦以細心敏感的表述，讓新加坡人了解，問題的核心從來不在於金錢，而是在於怎麼吸引最優秀的人才。」
反諷的是，1994年就部長薪金標準草擬白皮書，恰恰就是希望就此終結所有關於部長和公務員薪金的辯論。吳作棟在向國會動議批准部長薪金白皮書時，闡述了此舉背後的用心：「今年1月，國會檢討了部長和公務員的薪金水平，使之更符合市場競爭標準。內閣資政在辯論時建議國會通過一個方程式，好讓未來的薪金調整可以更直接反映出市場的變化，而不必每一次都仍需經過國會再行辯論。這個動議要辯論的正是這個方程式。」
李光耀在國會辯論時還發表了一場馬拉松演說，他在總結時闡明：「我說我敢賭上我的經驗、我的判斷，來駁斥各方質疑所能收集到的種種論述。再過五到十年，當這個做法證實有效，新加坡擁有一個優質政府，人們必會廣泛接受這條方程式，將它視為真知灼見。」
結果證實李光耀錯了。正如政治觀察家喬治·契連在《新加坡的缺憾》一書中形容，部長薪金標準「堪稱這個時代最具殺傷力的唯一政治舉措」：「正如批評者所料，它只能讓人民對政府產生懷疑不信 任，甚至譏誚嘲諷。」吳作棟也同意，這項政策的確讓人民行動黨領袖與人民之間的關係蒙上陰影：「我們應該設法消除民間的冷嘲熱諷，不光是通過邏輯思辨，更要透過我們的真誠、付出、表現和人情味，來爭取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他進而補充：「要不然，再這樣下 去的話，我們只會越來越難找到優秀人才從政。我擔心的是，這個代價最終得由全體國人來承擔。」
儘管一談及部長薪金就會引發民間反彈，可是他相信行動黨和人民之間就這項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識的。首先，出發點是要為內閣延攬最強大的團隊。他說：「這個目標和民眾的期待並不牴觸。當然，『最強大的團隊』如何定義，就見仁見智了。」對行動黨來說，一個人的薪資水平並不是黨領導優先考量因素，抑或其最重要特質。
相反地，行動黨在遴選人才時看重的是正直誠信、動機純正、 能持之以恆。黨領導會對人選進行各種考驗與觀察，對其作出自身判斷，查探對方的背景記錄。候選人只有在過了這三關後才可繼續進入下一輪考核，否則到此為止。吳作棟將這三大核心要素稱為「否決要素」。三大要素通關後，才會考慮第四項條件——才幹能力。簡單地 說，這個人能否勝任這份工作？「黨領導在遴選部長時所重視的條件，我相信跟國人的思維想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說，政府和人民對於部長人選應有的素質條件是有共識的。」 那分歧點在哪兒呢？「在於薪金。」他說道。「你能找到具備所有這些素質的部長人選。可是到頭來你還是得端得出一份像樣的工資配套，才能吸引到符合條件的人才進來。薪金問題是跑不掉的。」這麼說來，關鍵就在於具備上述四大要素的人選究竟值多少價碼。「價碼多少?」他反問道。「你總不能就這麼憑空隨便抓出一個數字來。你需要考慮這份工作的職務範疇、必須承擔的責任，所發揮的影響力，再衡量什麼樣的薪資水平才適當;然後再與其他也有類似要求的工作進行對比。」
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以新加坡六大專業領域的最高薪資水平為標準，制定部長和高級公務員薪金方程式。這六大專業分別是：銀行家、律師、會計師、工程師、跨國企業總裁以及本地製造商，而這些領域也是潛在部長人選的主要來源。每一門行業取其收入最高的四人，再以總計24人平均薪資的三分之二為標準。除去的三分之一象徵著部長投身公共服務所付出的犧牲。這個方程式確保部長薪金能與市場標準同步調整，政府也就不必每一次檢討薪金配套就得提交國會進行辯論。如果私人企業界高薪人員薪資上漲，部長薪金也會隨之上調。當然，反之亦然。這項政策的確算得上是十分典型的行動黨政府 政策 —— 精準、高效、明確。
問題來了，其實癥結也就在於這條方程式。這個深具競爭力的薪酬方案，新加坡廣大人民願意買帳嗎？保守地說，反應不甚理想。雖說私人企業界頂尖人員的薪資水平幾乎總是居高不下，不過私人企 業市場波動何其大，各行各業的頂薪人士也幾乎是年年不同。政府部門的情況就不一樣了，部長卻是可以持續幾十年領著高薪。分析家喬治·契連巧用流行樂壇做了番妙喻，指部長薪金「與私人企業界薪金 水平掛鉤，好比在1990年代與『西域男孩』齊名，2000年代趕上喬納斯兄弟，到2010年代又能與『一世代』並駕齊驅。」
換句話說， 部長坐享向上偏誤的好處，萬無一失。吳作棟也承認部長薪金的確要 比私企界總裁薪金來得穩妥，不過他也補充：「表現不好的部長也可以被撤換，表現不好的政黨也可以被拉下台;就像失職的總裁會被開 除、業績差勁的董事局會被股東除名一樣。」
吳作棟也披露，此事其實在行動黨內部基層也讓好些人不自在， 包括老幹部與新黨員。李光耀於1994年還捎了封信給吳作棟，談及黨內元老林金山對此事抱著強烈的保留態度。李光耀同吳作棟分享了這位新加坡公共組屋政策幕後推手的說法:「就連林金山也在一場 午餐飯局上說我不該將部長薪金與市場標準掛鉤。我不得不問他， 換作是今天，他還會不會義無反顧地放棄自己的事業轉而為國為民服務? 當我李光耀都說連我自己也不確定還會不會願意為那些滿腹怨氣的人民服務，他也點了點頭認同了。」
對李光耀來說，政壇元老那一代已成過去，不復再有。他於1994年在國會上曾經說過：「我們那一代的政治領袖，抱著堅定信念和滿 腔熱血投入政壇，現在早成了恐龍，絕種了。」吳作棟也在議事廳里 分享了同樣的觀察：「今天新加坡和平昌盛，區域內機遇處處，與過去民不聊生、政治社會動盪，為獨立而鬥爭、掙扎求存，區域衝突不斷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語。李光耀和他的老戰友們全是傳奇。如果還能有年輕的李光耀、吳慶瑞、巴克、拉惹勒南、杜進才、王邦 文，請你們站出來吧。那我們大可把白皮書扔掉。但可能嗎？」取而代之的一代人已是迥然不同的面貌。吳作棟不無感慨地說：「國人以 物質成就與看得見的實質回報衡量自己的社會地位，有才華有野心的年輕人尤其如此。我們的體制必須承認這個現實狀況。」
吳作棟那一代的領導層也深感不自在。他說，因為可以預見到民眾的反應，大家也沒對此事感到特別熱衷或興奮，甚至「有幾位」 還覺得新訂薪資過高了。「也有顧慮說民眾也許會認為某些部長的表現不值得領取那樣的高薪。我們是知道的，部長們也很清楚。他們對方程式和高薪資感到不自在，認為必定要為此付出政治代價。」就連 吳作棟本身也覺得這場辯論讓人不舒服。「要總理和部長公開談論自己的薪水，是非常尷尬不好受甚至極為難堪的事。」他如此形容。「沒人喜歡談論這些，卻又不得不談。所以，最終只能由總理出面。即使這樣，還是很棘手。」為了能讓自己立足於一個道德制高點來公 開談論這個課題，他在國會上說，自己會在這一任會期內，或者四五年內，放棄加薪。「要不然，我的話就不可能讓人聽進去。」
這項政策在整個吳作棟主政歲月飽受批評，但民間反彈尚未到 達失控的程度。直至2011年那場全國大選，在他引退並交棒給李顯龍七年後，局面卻完全改觀。外來移民和人口暴漲問題讓民憤空前高漲，導致人民行動黨歷史上頭一遭輸掉一整個集選區，迫使總理李顯龍不得不在選後對這些課題進行檢討，部長薪金自然也不能倖免。他承認國人對政治領導層現有的薪資水平確實感到不滿。人民行動黨政府不得不對1994年定下的部長薪金方程式作出調整。那一年，政府宣布削減部長薪金，此後亦未見調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