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部长的高薪水一直备受争议。不过前总理吴作栋却说：“部长的薪水根本不足够”。他的理由是什么呢？本文详细讲述了吴作栋对于新加坡部长薪金的看法和思考。
2018年8月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在东南区市长宣布将投入20万新元推动更多社区项目之后，媒体记者就纷纷离开了职总大厦活动现场。大家都找到了新闻点；尽管没多大看头，这则社区拨款的消息也足以让他们交差了。其实，同个场合随后还有一场政治人物与基层领袖的对话会，会有好几百人出席。可是像这类活动，媒体也见多了，就连吴作栋亲自亮相也难以激起记者们的兴趣。更何况他也说过的，这种场合“我一般不会想要说太多”。这位政坛元老宁可将镁光灯和发言机会留给更年轻的议员。
一天后，本地新闻社交网站MustShareNews上载了一段音质含糊的神秘录音片段，附上文字解说：“吴作栋——剽悍的部长”。这段音频中，有个70岁的布莱德岭居民阿都阿兹向台上的议员问及政府要如何为年长者做得更多。他提出了两项建议：削减国防开支，让年薪百万的部长减薪。在场的吴作栋显然对这些建议不以为然，称之为“民粹主义做法”。他劈头就说：“我要告诉你的是，部长的薪水根本不足够，继续这样下去的话，我们很快就会找不到人从政了，因为连公务员赚的都比部长多。这些情况，你清楚吗？”他先问对方，再补充说，其实如今政府已经不敢再给部长一份优厚的薪金了。
吴作栋当时进一步说明：“对我们这里的任何一个人来说，100万是很大一笔钱。那你要从哪里找人来当部长？找那些每年只赚50万的人，那些一年只能赚到50万元的人吗？我找人当部长，难道对方要求超过50万年薪，我就不该用他了？那就只能吸引资质非常非常平庸、在外面连百万年薪都赚不到的人来当我们的部长。想想吧，这种情况对你来说会更好吗？或者最终对我们来说反而会更糟糕？”
这段录音曝光后，另一家新闻网站“网络公民”跟进报道，也请吴作栋对此作出回应。吴作栋办公室将吴作栋与阿都阿兹之间的完整对话文字记录发给对方，“网络公民”随即将之上载到网站上。吴作栋的言论在网上迅速传开，负面声浪铺天盖地。网络世界毫不留情地炮轰吴作栋，尤其狠批他把“只赚50万年薪”的人形容为“资质非常非常平庸”。整个事件偏又与部长高薪这个新加坡最不受欢迎的公共政策扯上关系，吴作栋的言论措辞形同公共关系里一次彻头彻尾的大灾难，堪称他自2011年退出内阁之后最严重的一次个人形象危机。
几天后，在国庆日当天，吴作栋发表了一则面簿帖文，对自己的言论作出澄清。他说：“我从不认为某个收入阶层的人民是平庸的，这也并不是我的本意。跟我共事过的人都知道，我最在乎的就是人民。我从政的初衷就是为民服务。当了新加坡总理14年，我最关注的一直都是如何引领国家前进。而领导层是最大关键。在持续漫长 的危机动荡年代，我毫不怀疑国人会挺身而出为国奉献，金钱不会是主要考量。但是如今是太平盛世，不需要降妖伏魔，个人的抱负、自 由、隐私、生活方式等等，就会成为优先考量因素。”
面对舆论炮轰，这位素来对民间反馈坦诚以对的政治领导人，并未置身于论战攻守；他反而指出，这事在坊间引起热议，让他看到了 “一丝曙光”。“国人都懂得一分钱一分货的道理，从榴梿、服饰， 到足球员、军事武器，全都一样。我希望国人愿意更深刻地思考，怎么做才能确保新加坡取得成功。”
他最后在面簿上说：“我欢迎多元看法甚至歧见异论。我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邀请这些人提供意见，也许就通过一场论坛吧。新加坡值得拥有最好的。”
接受本书访问时谈及此事，是吴作栋自那场风波后首次表态。他说这起事件引起的反弹他不感意外。“是我失言在先。我没有好好地把话说清楚。所以受到狠批也是意料中事。我其实想要说的是，如果内阁招揽到的人都资质平庸，那内阁自然也会变得平庸。遗憾的是我提到了薪金。不提薪金的话，光是‘平庸的人组成平庸内阁’这句话，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一旦我把这个说法与薪资挂钩，那所有 收入达不到这个数额的人就会不高兴了。所以，我只能承受这样的后果。”
有意思的是，这已不是他第一次将“平庸”的概念与部长薪金的语境挂钩。1994年，他在国会辩论《部长与高级公务员薪金标准》白皮书时以总理身份发表开场演说，当时也提出了类似说法：“如果你准备接受一个平庸政府，不介意能力平平的阿陈或阿末来当你的部长或常任秘书，那部长及高级公务员的薪金水平就可以以全国人民收入的中位数为标准，大概一个月1500元。”
正因为吴作栋拒绝平庸，他制定了任内最具争议性的政策，也就此掀起了一场永无休止的两极化辩论，在新加坡平民百姓之间也看似难以达致任何妥协。而2018年，在相隔了24年之后的又一场“平庸”失言风波，只是再一次向他印证—— 关乎部长薪金这个棘手课题，即使过了这么多年，其尖锐性也丝毫不减。“这个课题，是永远没完没了的。”说着还略带几分认命的意味。
他不是要对自己留下的这一尴尬“遗产”推卸责任。尽管这块政坛上的烫手山芋在李光耀逝世后即失去了其头号布道师，可是吴作栋却是毫不犹豫地顺位而上，成了这场百万元辩论的下一名坚定卫士。他说：“这个课题，不管任何时候，都要尽可能赋以细心敏感的表述，让新加坡人了解，问题的核心从来不在于金钱，而是在于怎么吸引最优秀的人才。”
反讽的是，1994年就部长薪金标准草拟白皮书，恰恰就是希望就此终结所有关于部长和公务员薪金的辩论。吴作栋在向国会动议批准部长薪金白皮书时，阐述了此举背后的用心：“今年1月，国会检讨了部长和公务员的薪金水平，使之更符合市场竞争标准。内阁资政在辩论时建议国会通过一个方程式，好让未来的薪金调整可以更直接反映出市场的变化，而不必每一次都仍需经过国会再行辩论。这个动议要辩论的正是这个方程式。”
李光耀在国会辩论时还发表了一场马拉松演说，他在总结时阐明：“我说我敢赌上我的经验、我的判断，来驳斥各方质疑所能收集到的种种论述。再过五到十年，当这个做法证实有效，新加坡拥有一个优质政府，人们必会广泛接受这条方程式，将它视为真知灼见。”
结果证实李光耀错了。正如政治观察家乔治·契连在《新加坡的缺憾》一书中形容，部长薪金标准“堪称这个时代最具杀伤力的唯一政治举措”：“正如批评者所料，它只能让人民对政府产生怀疑不信 任，甚至讥诮嘲讽。”吴作栋也同意，这项政策的确让人民行动党领袖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蒙上阴影：“我们应该设法消除民间的冷嘲热讽，不光是通过逻辑思辨，更要透过我们的真诚、付出、表现和人情味，来争取人民的信任和信心。”他进而补充：“要不然，再这样下 去的话，我们只会越来越难找到优秀人才从政。我担心的是，这个代价最终得由全体国人来承担。”
尽管一谈及部长薪金就会引发民间反弹，可是他相信行动党和人民之间就这项政策在很多方面都是有共识的。首先，出发点是要为内阁延揽最强大的团队。他说：“这个目标和民众的期待并不抵触。当然，‘最强大的团队’如何定义，就见仁见智了。”对行动党来说，一个人的薪资水平并不是党领导优先考量因素，抑或其最重要特质。
相反地，行动党在遴选人才时看重的是正直诚信、动机纯正、 能持之以恒。党领导会对人选进行各种考验与观察，对其作出自身判断，查探对方的背景记录。候选人只有在过了这三关后才可继续进入下一轮考核，否则到此为止。吴作栋将这三大核心要素称为“否决要素”。三大要素通关后，才会考虑第四项条件——才干能力。简单地 说，这个人能否胜任这份工作？“党领导在遴选部长时所重视的条件，我相信跟国人的思维想法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政府和人民对于部长人选应有的素质条件是有共识的。” 那分歧点在哪儿呢？“在于薪金。”他说道。“你能找到具备所有这些素质的部长人选。可是到头来你还是得端得出一份像样的工资配套，才能吸引到符合条件的人才进来。薪金问题是跑不掉的。”这么说来，关键就在于具备上述四大要素的人选究竟值多少价码。“价码多少?”他反问道。“你总不能就这么凭空随便抓出一个数字来。你需要考虑这份工作的职务范畴、必须承担的责任，所发挥的影响力，再衡量什么样的薪资水平才适当;然后再与其他也有类似要求的工作进行对比。”
政府提出的方案是，以新加坡六大专业领域的最高薪资水平为标准，制定部长和高级公务员薪金方程式。这六大专业分别是：银行家、律师、会计师、工程师、跨国企业总裁以及本地制造商，而这些领域也是潜在部长人选的主要来源。每一门行业取其收入最高的四人，再以总计24人平均薪资的三分之二为标准。除去的三分之一象征着部长投身公共服务所付出的牺牲。这个方程式确保部长薪金能与市场标准同步调整，政府也就不必每一次检讨薪金配套就得提交国会进行辩论。如果私人企业界高薪人员薪资上涨，部长薪金也会随之上调。当然，反之亦然。这项政策的确算得上是十分典型的行动党政府 政策 —— 精准、高效、明确。
问题来了，其实症结也就在于这条方程式。这个深具竞争力的薪酬方案，新加坡广大人民愿意买账吗？保守地说，反应不甚理想。虽说私人企业界顶尖人员的薪资水平几乎总是居高不下，不过私人企 业市场波动何其大，各行各业的顶薪人士也几乎是年年不同。政府部门的情况就不一样了，部长却是可以持续几十年领着高薪。分析家乔治·契连巧用流行乐坛做了番妙喻，指部长薪金“与私人企业界薪金 水平挂钩，好比在1990年代与‘西域男孩’齐名，2000年代赶上乔纳斯兄弟，到2010年代又能与‘一世代’并驾齐驱。”
换句话说， 部长坐享向上偏误的好处，万无一失。吴作栋也承认部长薪金的确要 比私企界总裁薪金来得稳妥，不过他也补充：“表现不好的部长也可以被撤换，表现不好的政党也可以被拉下台;就像失职的总裁会被开 除、业绩差劲的董事局会被股东除名一样。”
吴作栋也披露，此事其实在行动党内部基层也让好些人不自在， 包括老干部与新党员。李光耀于1994年还捎了封信给吴作栋，谈及党内元老林金山对此事抱着强烈的保留态度。李光耀同吴作栋分享了这位新加坡公共组屋政策幕后推手的说法:“就连林金山也在一场 午餐饭局上说我不该将部长薪金与市场标准挂钩。我不得不问他， 换作是今天，他还会不会义无反顾地放弃自己的事业转而为国为民服务? 当我李光耀都说连我自己也不确定还会不会愿意为那些满腹怨气的人民服务，他也点了点头认同了。”
对李光耀来说，政坛元老那一代已成过去，不复再有。他于1994年在国会上曾经说过：“我们那一代的政治领袖，抱着坚定信念和满 腔热血投入政坛，现在早成了恐龙，绝种了。”吴作栋也在议事厅里 分享了同样的观察：“今天新加坡和平昌盛，区域内机遇处处，与过去民不聊生、政治社会动荡，为独立而斗争、挣扎求存，区域冲突不断的年代相比，已不可同日而语。李光耀和他的老战友们全是传奇。如果还能有年轻的李光耀、吴庆瑞、巴克、拉惹勒南、杜进才、王邦 文，请你们站出来吧。那我们大可把白皮书扔掉。但可能吗？”取而代之的一代人已是迥然不同的面貌。吴作栋不无感慨地说：“国人以 物质成就与看得见的实质回报衡量自己的社会地位，有才华有野心的年轻人尤其如此。我们的体制必须承认这个现实状况。”
吴作栋那一代的领导层也深感不自在。他说，因为可以预见到民众的反应，大家也没对此事感到特别热衷或兴奋，甚至“有几位” 还觉得新订薪资过高了。“也有顾虑说民众也许会认为某些部长的表现不值得领取那样的高薪。我们是知道的，部长们也很清楚。他们对方程式和高薪资感到不自在，认为必定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就连 吴作栋本身也觉得这场辩论让人不舒服。“要总理和部长公开谈论自己的薪水，是非常尴尬不好受甚至极为难堪的事。”他如此形容。“没人喜欢谈论这些，却又不得不谈。所以，最终只能由总理出面。即使这样，还是很棘手。”为了能让自己立足于一个道德制高点来公 开谈论这个课题，他在国会上说，自己会在这一任会期内，或者四五年内，放弃加薪。“要不然，我的话就不可能让人听进去。”
这项政策在整个吴作栋主政岁月饱受批评，但民间反弹尚未到 达失控的程度。直至2011年那场全国大选，在他引退并交棒给李显龙七年后，局面却完全改观。外来移民和人口暴涨问题让民愤空前高涨，导致人民行动党历史上头一遭输掉一整个集选区，迫使总理李显龙不得不在选后对这些课题进行检讨，部长薪金自然也不能幸免。他承认国人对政治领导层现有的薪资水平确实感到不满。人民行动党政府不得不对1994年定下的部长薪金方程式作出调整。那一年，政府宣布削减部长薪金，此后亦未见调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