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自：吴作栋 Facebook）
到了1984年4月，保健储蓄政策正式执行，吴作栋已经在政坛和政府累积了八年的工作经验与成就。对这么一个懵懂出道、每一步又总是走得如此出乎意料的政治人物来说，如此成就算是非常了不起了。他统筹并率领人民行动党打胜了一届全国大选和一场补选；却也领导过一次失败的补选，见证了安顺区支持率偏离常轨地陷入低谷， 遭遇重挫。在政府中，他发表过三次财政预算案，也曾成功推动一些重要却棘手的政策，例如高工资政策和保健储蓄政策。
《亚洲杂志》在1989年为吴作栋写了一篇人物特写：“他犹如被吸入公共服务体制中，所接触的每一份工作都实现了转型蜕变。” 他在1984年交出的这一份八年成绩单，虽然也谈不上是完美无瑕，但却也堪称亮丽辉煌，足以让他脱颖而出，成为第二代领导层当中最为出类拔萃的接班人。这一地位也在同一年年终正式奠定。新加坡建国史上头一回，李光耀的接班人将在国人眼前正式、公开地，粉墨登场。
本文节选自世界科技出版社出版的《高难任务·吴作栋传》一书中。
1.“公积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 Scheme，英文简称CPF）是新加坡政府为公民和永久居民所设的强制性储蓄计划，雇员和雇主双方每月须把工资的一部分拨入“公积金”储蓄户头，由人力部属下的公积金局掌管。雇员可在达到退休年龄后全额或分阶段提取公积金累计存款，充当退休后生活的经济保障。
2.李光耀着，《联合早报》编务团翻译，《李光耀回忆录1965–2000》（新加坡：《联合早报》，2000年），第118页。
3.同上。
4.“针对全民保健计划，议员纷纷提出批评”，《联合晚报》，1983年8月31日，第7页；“国会原则上批准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9月1日，第1页。
5.“杜进才大力反对实行保健储蓄计划”，《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7页。
6.新加坡政府原本拟议自1983年7月1日实施保健储蓄计划起，将公积金总缴交率从原有的45%增加到50%，当中40%拨入普通户头，4%进入特别户头，6%存入保健储蓄户头。而后为了避免削减雇员实得工资作出调整，修订后的保健储蓄政策为公积金总缴交率46%，只比原来稍加了一个百分点，当中40%仍拨入普通户头，其余6%拨入特别户头，作保健储蓄用途。详情见“公积金特别户口供保健储蓄用途”，《联合早报》，1983年8月31日，第1页。
（潘家鸿，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医疗政策经济学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