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随着新加坡迎来第六届总统选举，以及第三任总理 (PM) 李显龙 (Lee Hsien Loong) 向其继任者、现任副总理 (Deputy Prime Minister) 兼财政部长 (Finance Minister) 黄循财 (Lawrence Wong) 逐步交接权力，新加坡政治治理的质量在这期间接受了严格的审查。
2023年5月至7月期间，新加坡外交部长维文 (Vivian Balakrishnan) 和律政部长尚穆根 (K Shanmugam) 接受了新加坡贪污调查局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 的调查。CPIB 是负责调查和预防新加坡腐败行为的独立机构。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位部长在莱道路 (Ridout Road) 租赁政府所有的黑白洋房一事中，并未发现腐败或犯罪行为的证据。
针对这一问题，李显龙总理也做出了回应，他委托国务资政兼国家安全统筹部长张志贤 (Teo Chee Hean) 重新审查这两位部长的行为。这一行动旨在回应反对党政治家肯尼斯 (Kenneth Jeyaretnam) 提出的质疑，后者对两位部长居住在洋房中是否享有特权或可能存在腐败行为表示了疑问。
7月3日的新加坡国会上，李显龙总理和张志贤部长是其中两位就租赁管理问题发表部长声明的高级政府官员。他们详细阐释了有关租赁管理的各项事实和背景，强调在当时的政策框架和行政程序下，以及与周边国家在租金和租户住宿条件所做的国家支出比较中，部长们并未接受过任何优待。
此后不久，有消息称李显龙总理要求交通部部长 (Minister of Transport) 易华仁 (S Iswaran) 休假，以协助 CPIB 调查一个单独的案件。在这之后新加坡大奖赛 (Singapore Grand Prix) 主席、房地产大亨王明星（Ong Beng Seng）也被捕并协助 CPIB 的调查。与莱道路洋房事件不同的是，CPIB 在调查易华仁和王明星的交易时主动向李显龙总理申请授权，这表明调查人员已掌握了一些初步证据，并认为有必要进行进一步的调查。
这些事件让人回想起之前的一个争议：政府关联公司吉宝岸外与海事（Keppel Offshore & Marine, KOM）有限公司的六名前高管未被起诉腐败但收到了 CPIB 的严厉警告。2023年2月6日的国会辩论中，议员们表达了公众对这一结果的质疑。据了解，2017年 KOM 因在巴西的腐败行为而向美国、巴西和新加坡执法当局支付了共计4.22亿美元的罚款。
新加坡国会解释称，由于证据不足且在跨国案件中无法接触到关键证人，CPIB 和总检察长办公室 (Attorney-General’s Office) 无法对这起跨境案件提起可信的起诉。然而，这一事件却为公众讨论政府及其相关机构的诚信问题设定了基调。
增强信任
新加坡政治领导的行为准则与挑战
这些事件对新加坡政府诚信声誉的影响如何？在未来加强政治治理时，应该更加关注哪些观点和因素？
首先是包括执政的人民行动党 (People’s Action Party) 的部长和议员 (MP) 在内的政治领导人都必须遵循一套行为准则。莱道路洋房事件提醒我们，这些准则中存在事实和人们感知到内容的利益冲突。目前，总理为其团队成员提供诚信担保。那么这种制度该如何加强？这样做的优缺点又各是什么？
国会对洋房租赁问题进行澄清时则提到，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并无不当行为，但由于法律部长 (Law Minister) 曾要求其部门的副秘书长 (Deputy Secretary) 提供可供租赁的黑白洋房名单，这本身可能已经引发了公众对于是否存在不当行为的看法。此外，部长租赁国家财产，尤其是法律部长从自己管辖的法定机构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SLA) 租赁这件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外界对这种利益冲突的担忧。
法律精神与实践
新加坡应对政治利益冲突的挑战
张志贤部长强调，法律部长在努力避免参与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交易决策，虽然看似遵循了法律的精神，但反对党议员依然认为这些交易给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了解到公众对这些事项的重视程度后，李显龙总理表示，尽管他认为部长租赁国家资产并无不妥，但为了避免潜在利益冲突的可能性，任何有权限参与或负责政府资产租赁及估值工作的公务员，在租赁其所管理的资产之前，必须先声明个人在其中的利益。
这意味着在能够租赁其管辖范围内的政府财产之前，那些能够获得特权信息或能够影响决策的官员将不得不进行申报。总理也将审查这些部长和人民行动党议员财产交易所需的申报。
其次，关于这些行为准则，我们应该保持其作为非正式指导原则的地位，还是应该将其上升为法律条文？例如，政府、公共服务部门、法律服务部门以及武装部队中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人员是否应该被要求向独立机构申报其利益关系？
定期向独立机构作出法定利益声明，记录必要的信息，可以作为加强整个系统的一种方式。但是，机构也应在具有政治地位的个人与国家交易、为国家服务和/或在政府或国会倡导相关利益时主动检查是否存在利益冲突。
这种做法能为持续监测潜在的利益冲突提供行政上的支撑，同时确保相关信息的严格保密，这些信息仅在相关调查和法律机构确认有合理理由时才能进行访问。
鉴于新加坡长期以来在治理方面享有盛誉，且按照廉洁监察机构国际透明组织(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的标准其腐败率也非常低，但这种系统性的改善，尽管可能代价高昂且繁琐，却与其诚实、公平和正义的国家理念非常契合。
提升意识
新加坡政治领导的教育与诚信挑战
第三，支持这些准则的价值观与其传播需要紧密相连。目前，对于当选的政治官员或可能从新加坡人民协会 (People's Association) 起步的未来领导者，并没有正式的培训或教育程序。与新加坡董事学会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最近推出的“SID良好治理联盟认证框架”(Governance for Good Alliance's Accreditation Framework for Directors) 不同，政治领导人缺乏类似的参与机会，来确保他们全面理解并承诺遵守这些行为准则，或是任何可能引入的新规则，以促进政府的诚实治理。
第四，张志贤部长在关于国有财产租赁的报告中指出，“在政府和全国范围内保持高标准的诚信和问责要求不懈地努力……这取决于坚持廉洁作为核心价值的公民，以及不会容忍标准降低的社会规范。”
随着越来越多的新加坡中高层管理者了解到了相关披露标准和程序，“做正确事情”的意识将得到增强，对事实或感知上的利益冲突的容忍度也将减少。更多的人将会明白并准备好，在看到他人做出不法行为时勇于吹哨。这种改变不仅对商业领域有益，对政治治理同样有着积极的影响。
第五，民选总统 (Elected President) 制度是这一国家诚信系统的关键部分。
2023年的选举提醒了人们这一点，这一制度的设立是为了阻止“流氓政府”一夜之间挥霍完国家储蓄。直接选举赋予的授权还将使总统能够否决法律、国防和金融国家机构高层职位的人员任命。
加强利益申报制度也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民选总统行使其作为政府诚信后盾的角色，确保致力于公共服务和国家利益的优秀人员可以领导关键的国家机构。
随着执政党及领先的工人党 (Workers' Party) 在内反对党的新一代领导人陆续上任，这些改变提供了进一步巩固国家政治文化的良机，而正是这种文化推动了新加坡的成功与发展。
文章来源：IPS Commons，2023年10月25日，星期三
作者：Gillian K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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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首次发表于新加坡董事学会2023年第四季度的 SID 董事公报 (SID Directors Bulletin)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