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上半年，隨著新加坡迎來第六屆總統選舉，以及第三任總理 (PM) 李顯龍 (Lee Hsien Loong) 向其繼任者、現任副總理 (Deputy Prime Minister) 兼財政部長 (Finance Minister) 黃循財 (Lawrence Wong) 逐步交接權力，新加坡政治治理的質量在這期間接受了嚴格的審查。
2023年5月至7月期間，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 (Vivian Balakrishnan) 和律政部長尚穆根 (K Shanmugam) 接受了新加坡貪污調查局 (Corrupt Practices Investigation Bureau, CPIB) 的調查。CPIB 是負責調查和預防新加坡腐敗行為的獨立機構。調查結果顯示，這兩位部長在萊道路 (Ridout Road) 租賃政府所有的黑白洋房一事中，並未發現腐敗或犯罪行為的證據。
針對這一問題，李顯龍總理也做出了回應，他委託國務資政兼國家安全統籌部長張志賢 (Teo Chee Hean) 重新審查這兩位部長的行為。這一行動旨在回應反對黨政治家肯尼斯 (Kenneth Jeyaretnam) 提出的質疑，後者對兩位部長居住在洋房中是否享有特權或可能存在腐敗行為表示了疑問。
7月3日的新加坡國會上，李顯龍總理和張志賢部長是其中兩位就租賃管理問題發表部長聲明的高級政府官員。他們詳細闡釋了有關租賃管理的各項事實和背景，強調在當時的政策框架和行政程序下，以及與周邊國家在租金和租戶住宿條件所做的國家支出比較中，部長們並未接受過任何優待。
此後不久，有消息稱李顯龍總理要求交通部部長 (Minister of Transport) 易華仁 (S Iswaran) 休假，以協助 CPIB 調查一個單獨的案件。在這之後新加坡大獎賽 (Singapore Grand Prix) 主席、房地產大亨王明星（Ong Beng Seng）也被捕並協助 CPIB 的調查。與萊道路洋房事件不同的是，CPIB 在調查易華仁和王明星的交易時主動向李顯龍總理申請授權，這表明調查人員已掌握了一些初步證據，並認為有必要進行進一步的調查。
這些事件讓人回想起之前的一個爭議：政府關聯公司吉寶岸外與海事（Keppel Offshore & Marine, KOM）有限公司的六名前高管未被起訴腐敗但收到了 CPIB 的嚴厲警告。2023年2月6日的國會辯論中，議員們表達了公眾對這一結果的質疑。據了解，2017年 KOM 因在巴西的腐敗行為而向美國、巴西和新加坡執法當局支付了共計4.22億美元的罰款。
新加坡國會解釋稱，由於證據不足且在跨國案件中無法接觸到關鍵證人，CPIB 和總檢察長辦公室 (Attorney-General’s Office) 無法對這起跨境案件提起可信的起訴。然而，這一事件卻為公眾討論政府及其相關機構的誠信問題設定了基調。
增強信任
新加坡政治領導的行為準則與挑戰
這些事件對新加坡政府誠信聲譽的影響如何？在未來加強政治治理時，應該更加關注哪些觀點和因素？
首先是包括執政的人民行動黨 (People’s Action Party) 的部長和議員 (MP) 在內的政治領導人都必須遵循一套行為準則。萊道路洋房事件提醒我們，這些準則中存在事實和人們感知到內容的利益衝突。目前，總理為其團隊成員提供誠信擔保。那麼這種制度該如何加強？這樣做的優缺點又各是什麼？
國會對洋房租賃問題進行澄清時則提到，儘管從法律角度來看並無不當行為，但由於法律部長 (Law Minister) 曾要求其部門的副秘書長 (Deputy Secretary) 提供可供租賃的黑白洋房名單，這本身可能已經引發了公眾對於是否存在不當行為的看法。此外，部長租賃國家財產，尤其是法律部長從自己管轄的法定機構新加坡土地管理局 (Singapore Land Authority, SLA) 租賃這件事情本身也引起了外界對這種利益衝突的擔憂。
法律精神與實踐
新加坡應對政治利益衝突的挑戰
張志賢部長強調，法律部長在努力避免參與新加坡土地管理局的交易決策，雖然看似遵循了法律的精神，但反對黨議員依然認為這些交易給人留下了不好的印象。
了解到公眾對這些事項的重視程度後，李顯龍總理表示，儘管他認為部長租賃國家資產並無不妥，但為了避免潛在利益衝突的可能性，任何有權限參與或負責政府資產租賃及估值工作的公務員，在租賃其所管理的資產之前，必須先聲明個人在其中的利益。
這意味著在能夠租賃其管轄範圍內的政府財產之前，那些能夠獲得特權信息或能夠影響決策的官員將不得不進行申報。總理也將審查這些部長和人民行動黨議員財產交易所需的申報。
其次，關於這些行為準則，我們應該保持其作為非正式指導原則的地位，還是應該將其上升為法律條文？例如，政府、公共服務部門、法律服務部門以及武裝部隊中具有政治重要性的人員是否應該被要求向獨立機構申報其利益關係？
定期向獨立機構作出法定利益聲明，記錄必要的信息，可以作為加強整個系統的一種方式。但是，機構也應在具有政治地位的個人與國家交易、為國家服務和/或在政府或國會倡導相關利益時主動檢查是否存在利益衝突。
這種做法能為持續監測潛在的利益衝突提供行政上的支撐，同時確保相關信息的嚴格保密，這些信息僅在相關調查和法律機構確認有合理理由時才能進行訪問。
鑒於新加坡長期以來在治理方面享有盛譽，且按照廉潔監察機構國際透明組織(Transparency International, TI) 的標準其腐敗率也非常低，但這種系統性的改善，儘管可能代價高昂且繁瑣，卻與其誠實、公平和正義的國家理念非常契合。
提升意識
新加坡政治領導的教育與誠信挑戰
第三，支持這些準則的價值觀與其傳播需要緊密相連。目前，對於當選的政治官員或可能從新加坡人民協會 (People's Association) 起步的未來領導者，並沒有正式的培訓或教育程序。與新加坡董事學會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irectors) 最近推出的「SID良好治理聯盟認證框架」(Governance for Good Alliance's Accreditation Framework for Directors) 不同，政治領導人缺乏類似的參與機會，來確保他們全面理解並承諾遵守這些行為準則，或是任何可能引入的新規則，以促進政府的誠實治理。
第四，張志賢部長在關於國有財產租賃的報告中指出，「在政府和全國範圍內保持高標準的誠信和問責要求不懈地努力……這取決于堅持廉潔作為核心價值的公民，以及不會容忍標準降低的社會規範。」
隨著越來越多的新加坡中高層管理者了解到了相關披露標準和程序，「做正確事情」的意識將得到增強，對事實或感知上的利益衝突的容忍度也將減少。更多的人將會明白並準備好，在看到他人做出不法行為時勇於吹哨。這種改變不僅對商業領域有益，對政治治理同樣有著積極的影響。
第五，民選總統 (Elected President) 制度是這一國家誠信系統的關鍵部分。
2023年的選舉提醒了人們這一點，這一制度的設立是為了阻止「流氓政府」一夜之間揮霍完國家儲蓄。直接選舉賦予的授權還將使總統能夠否決法律、國防和金融國家機構高層職位的人員任命。
加強利益申報制度也可以提供必要的信息，以便民選總統行使其作為政府誠信後盾的角色，確保致力於公共服務和國家利益的優秀人員可以領導關鍵的國家機構。
隨著執政黨及領先的工人黨 (Workers' Party) 在內反對黨的新一代領導人陸續上任，這些改變提供了進一步鞏固國家政治文化的良機，而正是這種文化推動了新加坡的成功與發展。
文章來源：IPS Commons，2023年10月25日，星期三
作者：Gillian Koh
圖片來自網絡
本文首次發表於新加坡董事學會2023年第四季度的 SID 董事公報 (SID Directors Bulletin)
本文內容來自於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官方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