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岛”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钟，就有一艘船抵达，或者启航奔赴全球约120个国家和地区的逾600个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机场降落或起飞。它们来往于全球220多个城市，隶属100多家国际航空公司。评估李光耀的遗产，这些数字或许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长更具解释力。
然而回到50年前，这个弹丸小岛的命运归宿似乎将是孤独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点，李光耀通过广播电台宣布新加坡独立。24年后，在接受美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他依然将此视为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从来没这样悲伤过……”他回忆录中说，“一些国家原本就独立，一些国家争取到独立，新加坡的独立却是强加在头上的。”
1945年，英国恢复对新加坡的殖民统治。1959年6月新加坡实行内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总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说服当时的马来亚总理东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捞越、沙巴和马来亚合并成一个新国家，即马来西亚。新国家于1963年成立，仅一年后，新加坡两次爆发华人和马来人之间的种族骚乱。大马来西亚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独立宣言只有90个字，颇具悲壮色彩：“世界犹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鱼可以生存，小虾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将以一条小虾，生存于国际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条小虾”生存？与当时国际舆论一样，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一度相当悲观。前副总理吴庆瑞说，每当他驾车经过一所学校，看到数以百计的学生蜂拥而出，他总会感到灰心丧气，因为他不晓得在这些孩子离开学校后，如何给他们找工作。新经济发展局前主席曾振木开始访问美国公司的时候，美国人连新加坡在哪儿都搞不清楚，必须由他在地球仪上指出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末端的一个小点。“有时得拜访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兴趣访问新加坡。”
事实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经高于亚洲几乎所有其他地方，超过英国人均收入的1/3；每30个人就有一辆私家车。但是，所有这一切都基于一个前提：大英帝国的统治。
1819年，英国人莱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岛时，岛上只有一个马来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着约三四百人，以捕鱼、采野果、当海盗为生。人们告诉莱佛士：“没人敢从新加坡海峡经过，就连神仙鬼怪也害怕，因为这是海盗们用来夜宿的地点。在他们成功地袭击船只和小木舟以后，便在这里分赃，也在这里杀害被掳掠的人。”
对于在亚洲进行贸易扩张的英国人来说，这一切都没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赋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这块土地位于马来半岛南端、马六甲海峡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峡与马来西亚相邻，南隔新加坡海峡与印度尼西亚廖内群岛相望；东临中国海，与加里曼丹岛遥望，是东南亚的心脏地带。从海路上，马六甲海峡是贯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交通桥梁。从陆上看，新加坡通过1056米的长堤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亚洲公路陆路交通的南端门户，经过马来西亚、泰国、缅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可直达西亚，并与欧洲的公路连接起来。
史丹福·莱佛士与柔佛苏丹订约，开始在新加坡设立贸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马来亚的海外贸易出口通道。20世纪上半期，国际市场对橡胶、锡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马来亚在1900年的锡产量占到世界产量的一半，1919年橡胶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总量的一半。
当帝国的向心力消失后，1965年，李光耀所继承的是缺少躯体的心脏。独立的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开始争夺东南亚的领导权。印尼总统苏加诺说新加坡和马来亚的结合是新殖民主义的产物，目的在于保护帝国主义的石油、锡和橡胶的利益。新加坡与印尼的贸易完全中断。1964年，印尼切断了新加坡来自柔佛的饮用水水源。当时，新加坡几乎所有的饮用水都需要从这里进口。
曾被帝国的权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盖子也被打开了。马来西亚实行马来人特权制，规定马来语为国语，伊斯兰教为国教，确认马来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务公职的保留名额制度、高等教育优先、独享某些特殊行业经营等特权。新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马华种族平等与否的矛盾。放眼整个东南亚，菲律宾严厉限制华侨入籍和中国移民入境；越南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强迫华侨入籍，后来发展到大规模排华和驱赶华侨华人出境；柬埔寨和老挝一度追随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国和缅甸也曾经采取过限制华侨华人的政策。
英国人曾经认为：“新加坡迟早必须与马来亚合并，除非我们准备看到它成为一个独立的、处于东南亚战略核心区的海外中国。”作为东南亚唯一的华人为主的国家，在“冷战”的氛围下，1965年独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怀疑为“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集结地。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是“马来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马来海洋中的华人岛屿”。他感慨：“对国家来说，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邻居。他们离得很近，你邻居的树篱长高侵害你花园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树的树枝遮住了你的草地，这样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够的阳光，于是很多事情发生了！”“有些人要看我们被毁灭……我们的存在，我们的成功，他们把它解释为是对他们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种威胁。这是事实，我们必须面对。”
1965年独立后几个月，一位来协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经济策划官员，交给李光耀一份厚厚的报告书。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确定该计划是以新马建立共同市场为基础之后，便向那位官员道谢，然后把报告书束之高阁，他说：“他不了解，当初新马尚未分家时，马来西亚尚且不愿意跟我们建立共同市场，现在我们独立了，机会更加渺茫。我们原本扮演英帝国在东南亚的行政、商业和军事中心的角色，如今这个角色被剥夺了。”如何养活200万人？这是李光耀直面的问题，他并没有先例可循。“跟我们最相似的香港当时仍然受英国统治，而且有中国内地作为腹地，在经济上它是中国的一部分，是中国跟资本主义世界非共产党国家进行贸易的中介。”他判断，“其他国家都不像新加坡，我们必须创造一种新的经济模式，尝试采用世界其他地区从未尝试过的新方式。”
寻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么，李光耀当时的想法并不清晰，但他从历史中学到了基本信条。殖民统治结束后，人们曾讨论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莱佛士塑像。这个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来：“要是莱佛士1819年没有到这里来建立贸易站的话，我的曾祖父就不会从中国东南部的广东省大埔县移民到新加坡来。英国人建立了一个商业中心，让他和成千上万个像他那样的人，有机会过比国内好的生活。”
新加坡开埠后的头30年，贸易并不是殖民当局的唯一取向。各种香料和热带水果种植园与商业场争夺资源，直到病虫害将它们摧毁。种植园主纷纷渡海去大陆另谋出路。从贸易条件上看，并不只有新加坡坐拥地利。荷兰人控制着大片东印度群岛。但为了保卫在东方属地的垄断权，他们小心翼翼，甚至连航海记录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于莱佛士为这座小岛订立的发展原则：“新加坡是个自由港，因而对每个国家的船只都一视同仁，免税敞开贸易之门。”
李光耀从未想过把这扇门关上。早在1962年，他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的专家讨论交谈，一个观点让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以色列在敌视环境中解决困难的办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们的阿拉伯邻国，直接同欧美进行贸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么去做贸易呢？
1961年，新加坡拨出1亿新元进行基础建设，开拓沼泽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业区。最初，政府从低端制造业入手，鼓励本国商家开设小型工厂，制造植物油、化妆品、蚊香、发膏、金银纸，甚至是樟脑丸，吸引了香港和台湾地区的投资者来开设玩具厂、纺织厂和制衣厂。经济发展局建过再生纸厂，投资过陶瓷用品生产。这些尝试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败了：新加坡的国内市场太小，即使动用关税保护，也没有办法使国内企业有效地成长起来。
裕廊工业区空空一片。这个小国既没有人力，也没有技术和资源独立发展更高级的工业。政府期望与日本企业石川岛播磨重工合作发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产钢板，不制造引擎，这些东西都必须从日本进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轮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后，我们便停止了，最终只建造1万吨以下的小船。造船无利可图，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势似乎更加危急了。尽管李光耀赴伦敦百般游说，但英国政府还是决定在未来几年内将英军从新加坡撤走。这支英军的开支占新加坡国内生产总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万多份工作，间接地在支援服务领域提供另外4万份工作。
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学进行短期进修。这是一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学习。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雷·弗农教授使我摈弃了过去的看法。我原先以为工业是逐渐演变的，而且甚少从发达国家转移到较不发达的国家。事实上，在海空运输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条件下，要把工业转移到新的国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关国家的人民遵守纪律，接受训练学会操作机器，政府又能保持稳定和高度的办事效率，方便外国企业家前来。”
从战后初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美国通过实施“马歇尔计划”，参与欧洲和国际经济重建，为美国跨国公司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创造了极好的条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国公司中，美国有144家，占70%以上。
“经过几年令人泄气的反复摸索，我们断定新加坡应该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国跨国企业身上。”李光耀回忆，他并不受困于被外国资本剥削的普遍担忧，“反正新加坡也没有天然资源可供跨国公司剥削，有的只是勤劳的人民、良好的基础设施和决心做到诚实称职的政府。我们的责任是为新加坡200万人提供生计。如果跨国公司能让我们的工人获得有报酬的工作，并教授他们技能、工程技术和管理的技巧，我们就应该把它们争取过来。”
当时，欧洲和日本是跨国资本的主要东道国。尽管亚洲市场极为诱人，但东南亚的经济基础和劳动力水平普遍较差，而且正好位于“冷战”争夺的核心区域，绝大多数国家的政治环境都极不稳定。
李光耀为新加坡指明了历史角色：利用其独特的地理位置给跨国公司提供一个生产平台。为此，他“千方百计要找出引人注目的办法，以向世人显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不一样”。他选定了一个使新加坡成为花园城市的计划，要让新加坡迅速达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好好保养从机场到酒店和到总理公署的道路，在两旁种满灌木和乔木，使道路整洁美观，这是说服他们进行投资的最佳办法。他们驾车进入总统府的范围，便会看到市区中心这一片占地数英亩、由起伏的草地组成的绿洲，其间是九洞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句话也不用说，他们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强、有纪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学上手。”
李光耀在国家发展部设立了一个署专门负责植树工作。同时，他决定迅速教化自己的人民。他有过这方面的经验。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他从政府大厦的办公室向窗外眺望，视线扫过大草场，看到几头牛在海滨公园的草地上吃草。几天之后，一名律师驱车经过市区边缘的一条主要公路时，撞到一头牛，不幸身亡。李光耀召集公共卫生处的官员开会，立刻订下解决这个问题的行动计划。他给牛羊主人一个1965年1月31日的最终期限。此后，这类牲畜一律被送往屠宰场。令行禁止的效果是：“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政府的殷勤令前来考察的企业大吃一惊。惠普在建厂谈判期间，决定先租用一栋六层楼建筑的最高两层。但大厦内的电梯必须安装大型的变压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板体利特来访的时候，为免让贵客爬六层楼梯，经济发展局不惜从相邻建筑接驳了巨型电缆。惠普的决定在美国各家电子公司的会议室流传开来，其他美国电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来设厂。李光耀回忆：“这个时期，中国正处于疯狂的动荡时代。许多投资者认为台湾和香港地区太靠近中国内地，纷纷转到新加坡来。谁来我们都欢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长潜能的大投资家就绝不放过，必定竭尽所能协助他开业。”1973年10月石油危机发生后几天，新加坡向几家石油公司发出明确的信息，对这些公司储存在新加坡炼油厂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权。李光耀会见所有炼油公司——壳牌、无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国石油的首席执行员或董事经理，公开向他们保证：基于有难同当的原则，如果它们对客户削减石油供应量的话，新加坡也会跟其他客户一样，不会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