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島」求生
在今天的新加坡，不到3分鐘，就有一艘船抵達，或者啟航奔赴全球約120個國家和地區的逾600個港口。每100秒就有一架航班在樟宜機場降落或起飛。它們來往於全球220多個城市，隸屬100多家國際航空公司。評估李光耀的遺產，這些數字或許比令人咋舌的GDP增長更具解釋力。
然而回到50年前，這個彈丸小島的命運歸宿似乎將是孤獨中窒息。1965年8月9日上午10點，李光耀通過廣播電台宣布新加坡獨立。24年後，在接受美國《新聞周刊》採訪時，他依然將此視為自己最大的政治挫折。「我從來沒這樣悲傷過……」他回憶錄中說，「一些國家原本就獨立，一些國家爭取到獨立，新加坡的獨立卻是強加在頭上的。」
1945年，英國恢復對新加坡的殖民統治。1959年6月新加坡實行內部自治，李光耀出任自治邦政府總理。在此後的幾年裡，他的首要工作都是說服當時的馬來亞總理東古·拉赫曼把新加坡、沙撈越、沙巴和馬來亞合併成一個新國家，即馬來西亞。新國家於1963年成立，僅一年後，新加坡兩次爆發華人和馬來人之間的種族騷亂。大馬來西亞的道路被堵死了。
李光耀的獨立宣言只有90個字，頗具悲壯色彩：「世界猶如大海，在大海中大魚可以生存，小蝦也可以生存。新加坡將以一條小蝦，生存於國際大海之中。」
如何「以一條小蝦」生存？與當時國際輿論一樣，李光耀和他的同儕們一度相當悲觀。前副總理吳慶瑞說，每當他駕車經過一所學校，看到數以百計的學生蜂擁而出，他總會感到灰心喪氣，因為他不曉得在這些孩子離開學校後，如何給他們找工作。新經濟發展局前主席曾振木開始訪問美國公司的時候，美國人連新加坡在哪兒都搞不清楚，必須由他在地球儀上指出位於東南亞馬來半島末端的一個小點。「有時得拜訪四五十家公司，才找到一家有興趣訪問新加坡。」
事實上，早在1956年，新加坡的人均收入已經高於亞洲幾乎所有其他地方，超過英國人均收入的1/3；每30個人就有一輛私家車。但是，所有這一切都基於一個前提：大英帝國的統治。
1819年，英國人萊佛士第一次登上新加坡島時，島上只有一個馬來村落，大概有三五十座民房，住著約三四百人，以捕魚、采野果、當海盜為生。人們告訴萊佛士：「沒人敢從新加坡海峽經過，就連神仙鬼怪也害怕，因為這是海盜們用來夜宿的地點。在他們成功地襲擊船隻和小木舟以後，便在這裡分贓，也在這裡殺害被擄掠的人。」
對於在亞洲進行貿易擴張的英國人來說，這一切都沒有新加坡的地理天賦重要。用今天的眼光看，這塊土地位於馬來半島南端、馬六甲海峽出入口，北隔柔佛海峽與馬來西亞相鄰，南隔新加坡海峽與印度尼西亞廖內群島相望；東臨中國海，與加里曼丹島遙望，是東南亞的心臟地帶。從海路上，馬六甲海峽是貫穿亞洲、歐洲、大洋洲的交通橋樑。從陸上看，新加坡通過1056米的長堤與馬來西亞柔佛州的新山相通，是亞洲公路陸路交通的南端門戶，經過馬來西亞、泰國、緬甸、印度、巴基斯坦等國，可直達西亞，並與歐洲的公路連接起來。
史丹福·萊佛士與柔佛蘇丹訂約，開始在新加坡設立貿易站。新加坡的最重要角色是馬來亞的海外貿易出口通道。20世紀上半期，國際市場對橡膠、錫和石油的需求激增。而馬來亞在1900年的錫產量占到世界產量的一半，1919年橡膠出口量占到了世界出口總量的一半。
當帝國的向心力消失後，1965年，李光耀所繼承的是缺少軀體的心臟。獨立的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開始爭奪東南亞的領導權。印尼總統蘇加諾說新加坡和馬來亞的結合是新殖民主義的產物，目的在於保護帝國主義的石油、錫和橡膠的利益。新加坡與印尼的貿易完全中斷。1964年，印尼切斷了新加坡來自柔佛的飲用水水源。當時，新加坡幾乎所有的飲用水都需要從這裡進口。
曾被帝國的權力捂住的民族矛盾的蓋子也被打開了。馬來西亞實行馬來人特權制，規定馬來語為國語，伊斯蘭教為國教，確認馬來人的保留地制度、服務公職的保留名額制度、高等教育優先、獨享某些特殊行業經營等特權。新馬分家的原因之一就是馬華種族平等與否的矛盾。放眼整個東南亞，菲律賓嚴厲限制華僑入籍和中國移民入境；越南從上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強迫華僑入籍，後來發展到大規模排華和驅趕華僑華人出境；柬埔寨和寮國一度追隨越南的政策。即使是泰國和緬甸也曾經採取過限制華僑華人的政策。
英國人曾經認為：「新加坡遲早必須與馬來亞合併，除非我們準備看到它成為一個獨立的、處於東南亞戰略核心區的海外中國。」作為東南亞唯一的華人為主的國家，在「冷戰」的氛圍下，1965年獨立的新加坡很自然地被懷疑為「第三中國」，或是「第五縱隊」的集結地。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是「馬來黑色穆斯林中的以色列」、「馬來海洋中的華人島嶼」。他感慨：「對國家來說，最奇怪的事情是：你最好的朋友不是你最近的鄰居。他們離得很近，你鄰居的樹籬長高侵害你花園的一部分，他的水果樹的樹枝遮住了你的草地，這樣你的玫瑰不能得到足夠的陽光，於是很多事情發生了！」「有些人要看我們被毀滅……我們的存在，我們的成功，他們把它解釋為是對他們所要看到的事物的一種威脅。這是事實，我們必須面對。」
1965年獨立後幾個月，一位來協助新加坡的印度政府經濟策劃官員，交給李光耀一份厚厚的報告書。李光耀看了看摘要，確定該計劃是以新馬建立共同市場為基礎之後，便向那位官員道謝，然後把報告書束之高閣，他說：「他不了解，當初新馬尚未分家時，馬來西亞尚且不願意跟我們建立共同市場，現在我們獨立了，機會更加渺茫。我們原本扮演英帝國在東南亞的行政、商業和軍事中心的角色，如今這個角色被剝奪了。」如何養活200萬人？這是李光耀直面的問題，他並沒有先例可循。「跟我們最相似的香港當時仍然受英國統治，而且有中國內地作為腹地，在經濟上它是中國的一部分，是中國跟資本主義世界非共產黨國家進行貿易的中介。」他判斷，「其他國家都不像新加坡，我們必須創造一種新的經濟模式，嘗試採用世界其他地區從未嘗試過的新方式。」
尋找腹地
「新方式」是什麼，李光耀當時的想法並不清晰，但他從歷史中學到了基本信條。殖民統治結束後，人們曾討論是否推翻新加坡河畔的萊佛士塑像。這個想法被李光耀否定了。在他看來：「要是萊佛士1819年沒有到這裡來建立貿易站的話，我的曾祖父就不會從中國東南部的廣東省大埔縣移民到新加坡來。英國人建立了一個商業中心，讓他和成千上萬個像他那樣的人，有機會過比國內好的生活。」
新加坡開埠後的頭30年，貿易並不是殖民當局的唯一取向。各種香料和熱帶水果種植園與商業場爭奪資源，直到病蟲害將它們摧毀。種植園主紛紛渡海去大陸另謀出路。從貿易條件上看，並不只有新加坡坐擁地利。荷蘭人控制著大片東印度群島。但為了保衛在東方屬地的壟斷權，他們小心翼翼，甚至連航海記錄材料也秘不外宣。成就新加坡的根本原因在於萊佛士為這座小島訂立的發展原則：「新加坡是個自由港，因而對每個國家的船隻都一視同仁，免稅敞開貿易之門。」
李光耀從未想過把這扇門關上。早在1962年，他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的專家討論交談，一個觀點讓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以色列在敵視環境中解決困難的辦法，那就是逾越抵制他們的阿拉伯鄰國，直接同歐美進行貿易。可是小小的新加坡拿什麼去做貿易呢？
1961年，新加坡撥出1億新元進行基礎建設，開拓沼澤和丘陵，建成了裕廊工業區。最初，政府從低端製造業入手，鼓勵本國商家開設小型工廠，製造植物油、化妝品、蚊香、發膏、金銀紙，甚至是樟腦丸，吸引了香港和台灣地區的投資者來開設玩具廠、紡織廠和製衣廠。經濟發展局建過再生紙廠，投資過陶瓷用品生產。這些嘗試在先天不足面前都失敗了：新加坡的國內市場太小，即使動用關稅保護，也沒有辦法使國內企業有效地成長起來。
裕廊工業區空空一片。這個小國既沒有人力，也沒有技術和資源獨立發展更高級的工業。政府期望與日本企業石川島播磨重工合作發展大型造船，但新加坡不生產鋼板，不製造引擎，這些東西都必須從日本進口。「在完成建造16艘自由型輪船和三艘油槽船之後，我們便停止了，最終只建造1萬噸以下的小船。造船無利可圖，不像修船，需要很多工人。」
到1968年，形勢似乎更加危急了。儘管李光耀赴倫敦百般遊說，但英國政府還是決定在未來幾年內將英軍從新加坡撤走。這支英軍的開支占新加坡國內生產總值的20%左右，直接提供了3萬多份工作，間接地在支援服務領域提供另外4萬份工作。
這年秋天，苦苦思索中的李光耀赴哈佛大學進行短期進修。這是一次具有決定性意義的學習。他在回憶錄中寫道：「雷·弗農教授使我擯棄了過去的看法。我原先以為工業是逐漸演變的，而且甚少從已開發國家轉移到較不發達的國家。事實上，在海空運輸可靠又便宜的有利條件下，要把工業轉移到新的國家是可能的事——只要有關國家的人民遵守紀律，接受訓練學會操作機器，政府又能保持穩定和高度的辦事效率，方便外國企業家前來。」
從戰後初期到20世紀60年代末，美國通過實施「馬歇爾計劃」，參與歐洲和國際經濟重建，為美國跨國公司大規模對外直接投資創造了極好的條件。1956年世界最大的200家跨國公司中，美國有144家，占70%以上。
「經過幾年令人泄氣的反覆摸索，我們斷定新加坡應該把最大的希望寄托在美國跨國企業身上。」李光耀回憶，他並不受困於被外國資本剝削的普遍擔憂，「反正新加坡也沒有天然資源可供跨國公司剝削，有的只是勤勞的人民、良好的基礎設施和決心做到誠實稱職的政府。我們的責任是為新加坡200萬人提供生計。如果跨國公司能讓我們的工人獲得有報酬的工作，並教授他們技能、工程技術和管理的技巧，我們就應該把它們爭取過來。」
當時，歐洲和日本是跨國資本的主要東道國。儘管亞洲市場極為誘人，但東南亞的經濟基礎和勞動力水平普遍較差，而且正好位於「冷戰」爭奪的核心區域，絕大多數國家的政治環境都極不穩定。
李光耀為新加坡指明了歷史角色：利用其獨特的地理位置給跨國公司提供一個生產平台。為此，他「千方百計要找出引人注目的辦法，以向世人顯示新加坡跟其他第三世界國家不一樣」。他選定了一個使新加坡成為花園城市的計劃，要讓新加坡迅速達到第一世界的水平：「好好保養從機場到酒店和到總理公署的道路，在兩旁種滿灌木和喬木，使道路整潔美觀，這是說服他們進行投資的最佳辦法。他們駕車進入總統府的範圍，便會看到市區中心這一片占地數英畝、由起伏的草地組成的綠洲，其間是九洞高爾夫球場。我們一句話也不用說，他們便知道新加坡人民能力強、有紀律又可靠，很快就能把必要的技能學上手。」
李光耀在國家發展部設立了一個署專門負責植樹工作。同時，他決定迅速教化自己的人民。他有過這方面的經驗。1964年11月的某天早上，他從政府大廈的辦公室向窗外眺望，視線掃過大草場，看到幾頭牛在海濱公園的草地上吃草。幾天之後，一名律師驅車經過市區邊緣的一條主要公路時，撞到一頭牛，不幸身亡。李光耀召集公共衛生處的官員開會，立刻訂下解決這個問題的行動計劃。他給牛羊主人一個1965年1月31日的最終期限。此後，這類牲畜一律被送往屠宰場。令行禁止的效果是：「不久，所有牛羊都很快地回到棚里去。」
政府的殷勤令前來考察的企業大吃一驚。惠普在建廠談判期間，決定先租用一棟六層樓建築的最高兩層。但大廈內的電梯必須安裝大型的變壓器才能使用。惠普公司老闆體利特來訪的時候，為免讓貴客爬六層樓梯，經濟發展局不惜從相鄰建築接駁了巨型電纜。惠普的決定在美國各家電子公司的會議室流傳開來，其他美國電子公司不久便接踵而來設廠。李光耀回憶：「這個時期，中國正處於瘋狂的動盪時代。許多投資者認為台灣和香港地區太靠近中國內地，紛紛轉到新加坡來。誰來我們都歡迎，但是一找到有增長潛能的大投資家就絕不放過，必定竭盡所能協助他開業。」1973年10月石油危機發生後幾天，新加坡向幾家石油公司發出明確的信息，對這些公司儲存在新加坡煉油廠的石油，不要求有任何特權。李光耀會見所有煉油公司——殼牌、無比、埃索、新加坡石油和英國石油的首席執行員或董事經理，公開向他們保證：基於有難同當的原則，如果它們對客戶削減石油供應量的話，新加坡也會跟其他客戶一樣，不會有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