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國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貿易每年增長8%到10%的高速列車。70年代，《時代》周刊等美國最著名的媒體都開始討論新加坡，熱切讚揚它的輝煌成就。通用電氣公司在這裡開設六家不同的工廠，生產電氣與電子產品、電動機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勞工最多的企業。美國跨國公司為新加坡奠定了龐大的高科技電子工業的基礎，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轉變成一個電子產品主要出口國。海事工業主靠了日本跨國公司的資本和技術。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繼在新加坡設廠從事造船事業。煉油工業得益於殼牌、無比、美孚、英國石油公司等的投資。70年代，新加坡已經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在石油危機爆發之前，新加坡的經濟能夠隨著蓬勃發展的世界貿易起步，真是幸運。」李光耀在自傳《經濟騰飛路》的一開始就如此感慨。新加坡全面接受了跨國公司的資本、技術、企業家、管理和市場的「套裝貨」。這種深刻的依賴最終使新加坡成為國際生產鏈的重要一環。用李光耀的話說：「沒有跨國公司，我們就沒有工作，沒有住房，甚至沒有整個新加坡。」
新加坡有限公司
20世紀60年代，新加坡工人黨領袖在一次大選時指責李光耀被「利潤」所迷惑，李光耀直截了當地反擊：「如果把『利潤』看成骯髒的字眼，新加坡就會滅亡。」
李光耀在自傳《經濟騰飛路》中詳細回憶了好些外交經歷。他觀察世界的視角頗值得玩味。1973年的大英國協渥太華會議，孟加拉國總理拉赫曼的私人客機給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他琢磨：「客機還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費，沒有一點收入……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們不以貧困的一面打動世人的心，讓大家看到他們迫切需要援助。我安於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機，藉此為新加坡保住多年享有的第三世界國家才享有的條件。」1979年，在尚比亞，夫人柯玉芝只買到一顆孔雀石蛋做紀念。李光耀提醒自己：尚比亞是單一商品的經濟體，「卡翁達總統最關心的是政治——黑人對白人的政治，不是尚比亞取得增長的經濟因素」。1990年2月，蘇聯總理雷日科夫訪問新加坡，向新加坡副總理王鼎昌開口借一筆5000萬元的貸款來購買新加坡的消費品。李光耀要王鼎昌別答應他：「蘇聯總理搞到這等地步，要開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萬元貸款，可見必定已經耗盡了所有大國提供的信用貸款。蘇聯所負的國債是毫無價值的。」
西方嘲笑李光耀建立了一個保姆國家：政府幾乎粗暴地管理公眾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於規定男性不許留長發。「他們可以笑我們，可我深信最後開懷大笑的人會是我們。」李光耀有自己的理由，「新加坡過去算不上是個有教養的文明社會。我們準備在最短的時間內爭取實現這個目標，對此並不感到慚愧。」「聲音有多大？用哪一種語言？你是否可以隨地吐痰？假如我們沒有這樣干預，而又沒有積極去執行這些措施的話，我們就沒有今天的成就。」1983年，國家發展部長建議禁止食用口香糖，因為人們把吃過的口香糖塞進大門和信箱的鑰匙孔，或粘在電梯按鈕上，隨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導致「打掃的開支增加，也損壞清潔設備」。最終新加坡乾脆禁止了口香糖的銷售。
「新加坡有限公司」——人們這樣戲謔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國家。這一玩笑倒是說出了新加坡商業立國的本質。就像一名企業家，對於李光耀和他的政府來說，衡量一切政策的標準是效率和效果、成本和收益。而所有政策都指向一個具體的目標——回到1968年的那次訪美，李光耀考察了美國人如何衡量商業風險。他得出的結論是：「他們追求政治穩定、經濟穩定、金融穩定和良好的勞資關係，以確保為世界各地的顧客和子公司供應產品的生產活動不受干擾。」
觀察李光耀和他的同儕們重構的新加坡政治和社會秩序，這一商業邏輯為一切的基準。
1971年，李光耀在「共產主義與民主制度」研討會上講話，對政治、經濟和安全三項的重要性進行排序：「沒有穩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現實的政治領導。那就不可能談到經濟發展。……失業的人數就一定很多，危險的內部安全局面也就一定跟著產生。」「如果我們的政治局勢繼續保持穩定……那麼新加坡會有快速的經濟發展。」
保持政治穩定是項特別棘手的工作。除了經濟可能帶來的隱患，新加坡人口組成複雜，華人約占總人口的70%，馬來人占15%，印度人占7%，各自信仰佛教和道教、伊斯蘭教和印度教。語言上有英語、漢語、馬來語和泰米爾語四種官方語言。加之國家處在整個東南亞民族矛盾的大環境下，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隨時可能被政治裹挾，激發民族分裂和潛在的暴亂。
如何治理新加坡，使之完成過程被極度壓縮的現代化，李光耀並不準備因循舊例。他出身在華人上層家庭，原本預備過安逸、穩定的精英生活。1941年，英軍戰敗投降日本，英國統治構成的秩序不復存在。他後來回憶，日本統治之下的生活，讓他看到了權力的意義，「權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關的」。李光耀在劍橋大學法學院求學期間，湯因比的《歷史研究》是最受歡迎的課外讀物，學生幾乎人手一本。湯因比認為，文明的發展是一個「挑戰—應戰」的過程，人類面對環境發出的挑戰，做出相應的反應，其應戰的方式與成效決定了文明的盛衰。
李光耀和他的同儕決定運用權力，以最高的效率應對國家所面臨的挑戰。他們的最優化選擇顯然不是英國人留下的民主。首任外交部長拉惹勒南說得明白：「『民主就是要反對黨』的觀念對於那些視今天的繁榮和穩定為理所當然，並且以為這種局面會永世存在的人們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生存的政治，而是繁榮永無止境的政治；是那些不懂得新加坡歷史的人的政治，這些人不曾站在深淵邊緣、不曾有過因災難隨時可能出現的擔心和焦慮經歷。」
在李光耀看來，新加坡沒有適合多黨制生存的文化，尤其反對黨之所以反對政府的決策，「並不是他們另有什麼高見，而只是為了搞垮政府……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計劃來促進發展，往往只能施捨想像中的財富，在人民當中造成虛幻的希望，造成好像英國和許多第三世界國家那樣的混亂」。
建國至今，李光耀建立的人民行動黨一直牢牢把持著議會。他巧妙地調控反對派。政黨活動有嚴格的法律規定，例如用於選戰的經費來源必須登記註冊，各黨選戰標語牌的地段、方位、距離、時間、地點都有具體的限制。選區的劃分根據有利於執政黨獲得更多票數的原則來安排。如果某一選區的反對黨勢力較大，有可能在下一次選舉中取得多數，選舉委員會就會把這個選區分割為幾個選區，或把其中一部分與其他選區合併，用這種不斷進行大幅度的選區劃分與重新組合的辦法分散反對黨的選票資源。
有時，他採用更加直接的辦法。在選舉時，李光耀曾以半帶威脅的口吻說：「選出在野黨議員的選區的居民應覺悟到，他們無法得到政府的服務。」他曾把早年與其合作、後來對其統治構成威脅的社會主義陣線領導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驅逐出新加坡。1981年，惹耶勒南作為工人黨的代表成為當時議會中唯一的反對黨議員。他拒絕在政策上與執政黨達成妥協。於是，李光耀不斷將他送上法庭。在80年代的幾次訴訟中，惹耶勒南被判定有非法挪用工人黨的資金和做偽證罪。他失去了律師從業資格，再加上幾次數額較大的賠償，終於徹底失去了參政所需的金錢與名譽。
東南亞各國的歷史並不缺乏權力人物。不同的是，就像修理市容、教化民眾一樣，李光耀用權力為新加坡立規矩，將這個彈丸小國緊緊綁縛在經濟全球化的高速列車上，決不允許它存在脫軌的可能性。
從1968年開始，順應跨國企業的要求，政府相繼通過《就業法》、《工業關係法（修正）》、《勞動工會法（修正）》，對涉及勞動糾紛、集體談判、招工與晉升等問題都做出明確規定。工會的權力受到嚴格限制，凡未經許可而採取罷工或其他抗議行動的則視為非法。法律禁止基本公共事業部門的工人舉行罷工，同情罷工者也被視為非法。政府取代工會在勞資矛盾中扮演調停人。從1970年至今，新加坡很少發生大規模的工人罷工事件。
1969年5月，吉隆坡發生種族暴亂之後，親馬來人的《馬來前鋒報》對新加坡政府採取公開敵視的態度。李光耀回憶：「為了制止《馬來前鋒報》繼續在新加坡煽動種族情緒，我們修改條例，規定所有報紙必須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設立編輯部，才有資格申請在本地印刷和銷售的准許證。」1974年，新加坡政府頒布了《報紙與印刷媒體法》，嚴格規定了媒體的股權分配界限，明確了報道禁忌。
1983年，李光耀為國家人力資源的儲備擔憂。他在國慶群眾大會上發表了極具爭議的講話。他說新加坡的男性大學畢業生若要他們的下一代像他們一樣有所作為，就不應該愚昧地堅持選擇教育程度和天資較低的女性為妻。對於任何一個西方民主國家政治家來說，這種講話的政治代價都是毀滅性的。但李光耀成立了社交發展署，用專題研討會、講座、電腦課程，遊輪假期和地中海俱樂部旅行的方式當紅娘。1984年，政府頒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對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齡夫婦改行鼓勵生育的政策，同時鼓勵文化水平低的夫婦減少或保持國家規定生育數。
對李光耀來說，政治正確是沒有意義的。他並不迴避自己是馬基雅維里的崇拜者。「我認為，太在意民眾支持率的領導人是軟弱無能的領導人。」「在受人愛戴和令人畏懼這兩者之間，我始終認為馬基雅維里的思想是對的。如果誰都不怕你，那就毫無意義了。」真正重要的是，當一葉扁舟的新加坡航行在全球化的海面上時，能夠躲過每一次足以令它粉身碎骨的驚濤駭浪，成功借力每一輪東風。
從1965年獨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總理，新加坡經濟跨越了數個節點。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價值勞動密集型產品，改造了過分依賴轉口貿易的單一結構。70年代末，新加坡出現勞動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著手經濟調整，開啟「第二次工業革命」，進行出口產品升級，集中發展電子、電腦、精密儀器加工、機械、醫藥等高附加值產業。用李光耀的話說：「新加坡的未來在於我們的腦子，而不僅在我們的手。」
1985年，新加坡經歷了2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衰退，GDP增長下降到了1.7%。情況來得出人意料，這年3月，政府官員還預測能有5%的增長。政府迅速分析問題出現的內部原因：新加坡營業成本高，特別是勞動力成本高啟，削弱了新加坡的國際競爭力。政府隨即採納經濟委員會開出的藥方，實行彈性工資計劃等措施，很快扭轉了局面。
這次經濟低迷還讓李光耀認識到過度依賴部分出口工業的弊端，他將經濟發展重點轉向利用優越的地理位置和貿易技能發展空運、通信、物流、航運和貨運設備等服務業，由此帶動了商務和金融服務業的發展。為了規避風險，新加坡運作亞元股市，建立了國內資金市場，擺脫了對紐約市場的依賴。
所有決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驚嘆。李光耀後來這樣總結新加坡高速發展的經驗：「1965到1981年的這十幾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頭。在這一段時間裡，新加坡享有歷來最高的經濟和社會進步。也正好是在這些年裡，我們政治穩定，在國會裡沒有好鬥、吹毛求疵的反對黨。」
國際體系的弄潮兒
在「新加坡有限公司」這艘航船上，船長李光耀以嚴明的紀律打理自己的船隊。但相比內亂，來自海面的危險更大。
如何理解新加坡的安全處境？1965年12月，新加坡第一屆國會開幕前，馬來西亞駐新加坡步兵旅的阿爾薩戈夫准將堅持要求由他的機車警衛隊護送李光耀到國會。李光耀很驚訝，「因為他表現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軍隊的總司令，隨時準備接管這個島國」。他在心中審度局勢：「東古（馬來西亞總理）必定是要提醒我們和那些將會出席國會開幕式的外國使節們，新加坡仍然在馬來西亞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責罵阿爾薩戈夫准將放肆，他會向吉隆坡的上司報告。他們必會採取其他步驟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權的是誰。因此我覺得最好是默默同意。」於是，新加坡共和國國會第一次開會時，總理是由馬來西亞軍隊「護送」到國會大廈的。
任何輕舉妄動和意氣用事都將令新加坡傾覆。在李光耀時期，國家對外政策的制定權只把持在三個人手中：總理李光耀、外長拉惹勒南和國防部長吳慶瑞。從1965到1979年，在國會的記錄中，關於對外事務的討論平均每年只占總記錄的2.22%。1974年以前，新加坡外交部只負責收集信息而不參與決策，李光耀會在拉惹勒南默許下直接給駐外大使下命令。拉惹勒南外長回憶起這段經歷：「在新加坡，人民的意見是無關緊要的……制定外交政策根本不是玩政治足球。也許這就是我們沒有在外交上陷於困境的原因。……我們必須儘可能少犯錯。」
